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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殘雲(右一) |
名震香港的“樂園”
每一次到達深圳，下了火車，腦海里又浮起塵封的舊影。
那是50年前，南天王陳濟棠統治廣東的時候，深圳曾經出現過一座名震香港的大賭場。賭場的名稱是“深圳娱樂場”，有人把它稱作“樂園”。它坐落在火車站的西側，規模巨大，設備豪華，除了幾間“樓上銀牌”的番攤館之外，還有輪盤、骰子、牌九等各種賭檔。隨着賭館出現的，有兼放電影的大戲院，有兼營娼妓的旅舍，有茶樓、飯店、西餐廳和“戒煙室”。嫖賭飲吹，式式俱全，大有對賭城澳門取而代之的態勢。
香港只有變相的賭博，突出的是“快活谷”的賽馬，街頭推銷的馬票、遍佈各處的麻將館，却没有公開的賭場。深圳賭場的興起，的確招引了香港的衆多賭客，對澳門是一個新的挑戰。
深圳賭場的草織地毯上，曾留下我的一些脚印。那時，我是在香港當店員的文藝青年，帶着好奇心，和一位小同鄉去作一次探奇的旅行。我們是乘火車去的，下了車，步入賭場的通道，接待員態度和藹，笑面迎人，發給客人們每人一張回香港的火車票，一般人發三等車票，像有錢樣子的婦女和男人，則發給二等車票。車票給人的暗示是：輸光了，還能回香港。不賭的人，當然占了便宜，贏了錢，更佔便宜，而賭場的老闆却以此作爲招待客人的手段之一。
賭場裏的賭客，大都是衣飾華麗的女人，特别是圍坐在輪盤和骰子賭檔旁邊的。它比廣州河南的賭場顯得安静和高貴，女人們的珠光寶氣閃閃發亮，周圍彌漫着俗氣的香水氣味，看得出來，她們有些是富商的妻妾，有些是混迹於上層社會的交際花，有些是風月場中的紅亞姑，有些是家境較寬的老闆娘，有些是“女撈家”，也有普通的家庭婦女。當時的香港婦女，缺乏正當的職業，富裕人家的女眷，常以賭博來消磨自己無聊的日子，深圳是一個好去處。賭場裏專爲女客作了精心的安排，備置了僞裝的金項鏈、金耳環、玉手釧、金戒指和各種“名貴”的飾物，凡是女賭客把自己的首飾輸掉了，賭場的伙伴便無代價的給回她們同樣的贋品，使她回到家裏能保持自己的面子。
衆多的衣香影麗的女人擠攢在人群裏，增添了賭場的繁華與誘惑的氣氛。但令人觸目的豪賭客人還是富家的闊少爺，國際上的冒險家，在國内官場失意而退隱香島的官僚，投機商人，香港黑社會的頭子，珠江三角洲的“大天二”等等。他們躺在“樓上銀牌”的舒適的房間裏，一面抽着鴉片煙，一面由女招待轉送他們的賭注。餓了，有人端來酒菜，邊吃邊賭，可以日夜安心賭下去；輸了、贏了，都有個數，最後結賬。受到如此奉承的賭客，先要有一筆巨款或支票擱在賭臺上。
是的，這個充滿酒色財氣的投機者的“樂園”，和廣東的許多賭場相比，都顯得熱鬧、闊氣和安寧。香港的黑社會不敢越境惹它，珠江三角洲不少殺人越貨的匪首也不敢惹它，他們都知道它的後臺老闆是廣東當局的軍政頭子，犯不着“太歲頭上動土”，因而它安然地和澳門競賽，度過了幾年興盛的日子，膨脹了廣東一些官僚和大賭商的腰包。
抗日戰争的砲火，無情地摧毁了這個名噪一時的“樂園”，頽垣敗瓦的廢墟上，長上了青草野花，誰也記不得野草叢中埋下多少人希望的脚印和失望的眼泪。
河畔飄起紅旗
春雷震動着祖國的大地，深圳河畔飄起了鮮艷的五星紅旗，我離開香港，回到了新生的家鄉。火車從深圳車站開出時，我探頭瞭望一下“樂園”的舊迹，依然是蔓草叢生。
1950年冬天，我國封鎖了深圳邊界，我作爲深圳地區的土改隊長，參與了封鎖。一條30多公里的水陸邊界綫，封住了行人自由往還的脚步，界綫成了鞏衛祖國南大門的長城。
土改的鑼鼓聲，和貧苦農民“土地還家”的歡笑聲，震盪了深圳河南岸勞苦者的心聲，有些人回到家鄉，分到子土地，安居樂業搞生産。當時香港的勞苦大衆，流幹了血汗也不容易養兒育女，翻了身的家鄉，却展現了一幅可愛的圖景。50年代，有較多的香港同胞和海外僑胞，回鄉定居，就算遇上嚴重的經濟困難，人們對未來的前景，依然具有無窮的希望，不願往外逃。要逃的話是難於阻擋的，沿着漫長的邊陲綫都有“插花地”，許多人領有過境耕作的通行证，還有不少人出海挖蚝、捕魚、捉蝦，也有通行证，去了不回來就行了，誰也擋不住。因此邊防的穩定和鞏固，除依靠邊防部隊龢民兵之外，還要靠群衆的自覺，依靠正確的思想發動和愛民政策。
人們不會忘記，60年代初期，曾出現過深圳車站的大混亂。省内各地無數人輕信了“自由來往”的謡言，涌向車站，涌向邊界，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樣，冲破了邊防綫，往外流。其後，進行了艱巨的工作，才使混亂的局面平静下來。雖然如此，深圳的農民和漁民，乘此混亂而外流的也不多。他們對未來的生活仍寄予期望。
十年動亂，許多人有幻滅感，覺得社會主義没有奔頭，不可能改善生活，更談不上富裕。而香港勞動者的生活，他們知道得很清楚，與過去大不相同，它像磁鐵一樣的吸引着他們。於是出現了大量的外流，邊境上許多村莊的精壯男子走了，不走的也放軟手脚，不願耕種了。勸也勸不來，空頭的政治工作並不靈驗，田畦上一些熟了的稻子没人割，海上的生蚝没有人挖，許多土地荒廢。邊境地區的冷落情景，頗令人憂慮。
黨中央的開放政策，像耀目的陽光，照亮了農民前進的路。深圳宣佈爲特區，幹部和群衆熱烈歡迎。隨之而來的是：允許社隊對香港作小額貿易，允許農民自種的蔬菜、漁民撈到的魚蝦，越境銷售，允許居民早出晚歸的過境做工。跟着出現了“三來一補”，各大隊都辦起了加工廠、與港商合作挖魚塘，合種蔬菜，又可自營商業和運輸業。這一來，邊境的農村顯現了前所未有的新鮮景象。人們積極的勞動，愉快的生活，誰也不會想到外流。
時間飛快的流逝。經過了幾年的變化和發展，邊境的面貌完全變了樣。合作化初期，我曾經是寶安縣委的副書記，在深圳邊境綫上的許多村莊從蛇口的小漁村，到沙頭角邊界上的小石橋，都留下了我的脚印。現在這些脚印都被新的樓房蓋住了。我當年認識的年青農民、年青的農村幹部，許多人家裏都建造了新式的樓房，添置了華貴的傢具，和應有盡有的家用電器，比我們這一類作家闊氣多了。他們的兒女，白天活躍在建設特區的戰場上，晚上穿上時新的衣服走進夜校，有時又走進迪斯科舞場。人們把開放政策譽爲富民政策，一點都不夸張。
許多外流香港的人都要求回來，但邊界不是“没掩鷄籠”了，没有獲得農民兄弟的准許，不能再落户。邊界綫的平静、安定和居民心境的舒暢，和邊界對面的搶劫、争奪、以及人們心情的緊張，相比之下，顯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景况，因此它使離鄉别井的人傾心的向往。
今日邊城漫步
原來只有幾條小街的深圳小鎮，經過四年多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奇迹般地出現了一座嶄新的大城市，寬闊整潔的大馬路四通八達，建起了17層以下的樓宇一千多幢，建成或在興建中的18層或以上的大厦有70多幢，建立了不少設備和管理都很先進的工廠，許多農村的青年男女，都走進了工廠。這裏同時又涌現了不少豪華的現代化的酒店賓館和度假村，突出的有新園賓館、東湖賓館、銀湖賓館、深灣大酒店、西麗度假村、香蜜湖度假村，海上世界。還有許多新型的大酒樓和大商場；香港、江蘇、深圳合營的香江酒樓，廣州經營的著名的泮溪酒樓，吸引了衆多的顧客；國際商場、環球商場都附有超級市場，這裏面琳瑯滿目的精緻物品，比廣州和别的城市都要豐富。
舊日的縣城，冷落的小鎮，完全變了樣。我漫步在街頭上，找不到過去我常去買香菸的鋪子，更找不到我在縣委居住過的小房間，和門前的荔枝園。街上，幾條主要的馬路，都被川流不息的汽車佔據了，没有遇上緑燈，休想横行過去。光從香港進來的大小汽車，每天有幾千部，最多的一天上萬部，加上深圳本身和廣州各地來的，車輛爲數不少，使交通顯得异常緊張，塞車的現象日趨嚴重。隨着建設形勢一日千裏的發展，汽車還會大量增加，需要有新的設施和新的管理水平，這又給深圳提出了新的課題。
我曾遊覽了幾個大商場，既感舒適，又開眼界。商場裏的中央空調，發出了凉浸浸的冷氣，臉上的熱汗一下子消盡了，令人身心暢快。周圍的飾櫃和橱窗，陳列得華美和雅致，不管是色彩紛呈的服裝，款樣新穎的兒童玩具，還是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和家用電器，都令人喜愛。
走倦了，我曾到香江酒家喝茶，這間華麗的酒家，是目前深圳最高級的。它廳堂寬敞，陳設幽美，既可宴會，又可小酌，還可吃茶點，服務員的態度殷勤有禮，花上5元錢，可以舒服地吃上一頓精美的點心。深圳的食品貴是貴一點，但比起有些城市排隊吃烤鴨，開心多了。
我曾多次到火車站觀光。車站經常是鬧哄哄的擠滿客人。從九龍半島紅磡車站開來的電化火車，半小時開出一班，半小時到達，帶來了許多客人。他們中有些是轉火車赴廣州的，較多的人則是到深圳公幹或旅遊。生活在香港的中下層人士，難於曬到陽光、吸到田園空氣，興起了深圳的一日游。來香港的外國旅遊者，不少人對中國有神秘感，都想窺探一下中國的“橱窗”。因而車站的長廊，每天都走進無數香港客人。
從各省市到深圳來的人也絡繹於途。自從鄧小平同志對深圳作了嘉許：“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的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來的人更多了。他們來，對深圳增添了力量，增添了光彩，增添了繁榮。但深圳的創業者們，千萬不要因爲客人來多了，讚揚多了，而厭煩，而驕傲，否則，就辜負人們對它的向往和期望了。
邊城的夜晚很安静，劇場經常演出外省來的歌舞，書店裏忙於招待顧客，音樂茶座坐滿了年輕觀衆，夜校裏燈火輝煌，衆多的人在家裏欣賞彩色電視，青年人白天緊張地勞動，夜晚有自己喜愛的娱樂生活。
有一晚，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來自河北的於黑丁夫婦進入了香江酒樓的迪斯科舞場，同去的還有好幾個人。我對於黑丁説：“看看精神污染。”他回答説：“不是精神污染吧？”我們是舊社會的過來人，污染也染不到我們，欣賞地走進舞場。舞場裏坐滿青年男女，舞池射着色彩各异的强烈燈光。配合着震耳欲聾的打擊樂。我們坐在舞池邊喝着冰水。我問黑丁：“是不是精神污染？”他摇頭笑着説：“不是。”這種舞蹈和交誼舞一樣，在不同的場合，不正派的人，可能出現不健康的動作，這是另一回事。
我不喜歡舞場裏混亂的燈光和刺耳的音樂，坐不多久，我們就走了。我們老年人的生活情趣，和青年人頗有點距離，但我們不宜於以老年人的感情、愛好和欣賞習慣，强求於年輕人。
夜很静，大街上的汽車聲慢慢沉寂了，奶色的燈光照着夜歸的行人。邊境綫上有一個如此静穆、如此安定的城市，多麽難得啊。生長於小鄉小鎮的人們，簡直像走進了一個虚幻的多彩的夢境。
小鎮新貌
國内去深圳的人，都想到沙頭角一游，瀏覽一下這個帶有神奇色彩的小鎮、也可買些廉價的香港物品，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滿足自己的願望。
從深圳乘車往東走，沿着邊界綫馳行，中間經過一道驗证的崗哨，然後直到關卡之前下車，半小時可到達。持有特許证的車輛，可以駛進鎮内。
香港人到沙頭角去，同樣要領有港方的通行证。它位於高山之下，碧海之濱，在歷史上是走私的通道，是私梟和匪盗的黑窩，解放以後，由於偏處一隅，没有公路相通，長期成了寶安縣的一個“死角”。鎮内的店子大都關了門，居民生活困苦，街道冷落，行人稀少，一片荒凉景象。鎮外有一個客家山村，精壯男人不多，生産的主力是婦女，貧瘠的耕地，包括界外的插花地，收不到多少糧食，年年完不成征購任務，人們過着勤勞儉檏的日子。
有過好幾次，我徒步到沙頭角去，看到鎮上的蕭條景况，覺得不是味道。特别是經濟困難的年代，中英街上的港方鋪子，擺滿了鬆軟的麵包，各種精美的食物，逗引着人們的食胃，而我方的鋪子連粗硬的餅子也買不到，心裏感到十分難受。我在村子裏住了一夜，黯然地和縣裏的幹部徒步回深圳。艱苦的日子，貧困的生活，促使人們尋找新的出路。
路，我們找到了。總結歷史教訓，封關鎖國，死路一條；開放、改革，才是出路。沙頭角的新生，貧困面貌的徹底改變，就是開放政策帶來的新勝利。
現在，沙頭角裏的中英街，已鋪上光潔的水泥路，港方的鋪户堆放着更多的衣物，而顧客較少。我方的鋪户，裝修得面目一新，有好幾家小型百貨商店，擺滿了趨時的服裝，和各種生活用品，比對面鋪子的貨物豐富多了。
是的，鎮子上看不見破舊的房屋，泥濘的道路，垃圾成堆的屋墻地。看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大樓，有高聳的工業大樓、商業大樓、口岸大樓，還有堂皇的兼有商場和餐廳的碧海賓館，賓館外面的海岸邊，又建有幽雅的海濱公園，擺着盆花和石凳，海風吹來芬芳的氣息，使游樂的人們增添了樂趣。
海岸邊，還排列着一列6層樓房的新村，共有10多幢。樓房的各個窗臺，大都擺有盆花，像是富裕人家的模樣。5年前還是一個貧窮荒落的小鎮，有那樣多的富裕人家，真使人不敢想象。
小鎮外面的山村，同樣是一幅日新月异的圖景。有别墅式的小巧精緻的屋宇，有兩層三層的新式樓房，隱没在樓房後面的少數古舊屋子，成了堆放雜物的閑屋了。靠近小鎮門前的荒野，更是群樓矗立，景物新鮮。百貨公司、酒樓、冰室、小食店，相繼出現。商店前面的寬闊馬路和停車場，停放着不少汽車，頻頻轉動的車輪聲，熱鬧的人聲，似乎和中英街上的叫聲相應和。從内地來的旅行團和零散的旅遊者，都有到沙頭角觀光的節目，因爲領不到進入鎮内的通行证，只好在此巡察一下，買點比鎮内稍貴，比深圳稍平的衣物，然後乘車回深圳。越來越人多，新的商場和食物館子便應時而生，人們把它稱作沙頭角的“三家店”。實際上，這裏的建設已和鎮内連成一片，本地的居民有些可以自由往返。
沙頭角被劃爲特區之後，我作爲普通的旅客，也經常來探訪，往日的一些共同工作的幹部，有的是鎮委的領導人，有的是商場的經理，有的是與外商合作的代理人，他們都穿上了西裝革履，有一派新的風度，人也顯得精明能幹，誰能想到這些土包子是創造新局面的先行者。英明的開放政策，使人變得聰明、智慧、開朗、靈活、有膽識、有本領，能應付復雜的場面，旋轉干坤。
看到沙頭角的新圖景，我感到無限興奮。讓我對往日艱苦奮鬥的守護南大門的戰友，以及熱愛家鄉、窮不變志的工農兄弟姊妹，致以真摯的敬意。
作者：陳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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