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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敬文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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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敬文先生在看望青年文藝工作者 |
鐘敬文先生，廣東海豐人。20年代初畢業于廣東陸安師範學校。30年代中曾在日本留學。1927年以後，先後在中大、浙大及達德學院等校執教，任講師、教授、研究生導師等職。1949年從香港歸國，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中間曾兼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至今。
鐘先生自20年代前期就開始在故鄉搜集歌謠、故事，並陸續發表有關民間文藝的談論文章。鐘敬文先生還將這方面的精力主要用於對客家山歌的系統搜集和研究。近70年來，他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園地裏辛勤耕耘、堅持不懈，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及專著，為使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文學學派能自立于世界學術之林做出了卓越貢獻，是享有國際聲譽的中國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家。他曾被譽為“中國民間文學之父”。
1992年3月，本文作者參加“鐘敬文從事民間文藝事業七十年”學術座談會，與鐘老合影
和同時代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自“五•四”以來，先生一直追隨時代前進，從早期接受西方先進人文科學思潮影響到最後接受馬克思主義，逐步完成了一個正直愛國的知識份子由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人生歷程。先生近70載的教書治學生涯，充分表現了我國老一代知識份子為國家、民族終生奮鬥、堅韌不拔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
一、從“五•四”走來
1903年3月20日，先生誕生在廣東海豐北部靠近山區的公平鎮。父親是開生果行的商人，家境一般。先生原名譚宗，上小學時改名敬文。後來用過筆名靜聞、靜君等。
“五•四”運動爆發時，光生正在故鄉讀書，他和同學們一起上街清查日貨，還表演時裝劇，揭露敵人的野蠻侵略和中國政府的腐敗投降。從此以後，年輕的先生不甘於鄉野的閉塞，將零用錢寄到外面，訂閱《新青年》、《小說月報》等刊物，並開始寫作新詩和散文。先生早期的散文《花的故事》，就是在葉聖陶先生主編的《文學週報》上發表的。葉先生還曾去信勉勵這位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1977年先生在《題葉聖陶先生散文冊子》一詩中曾雲：“五十年前承獎掖，眼中人愧負先生”。那以後，先生發表過《荔枝小品》(北新書局1927年出版)等散文集子。他的作品沖淡平和、飄逸清新，被郁達夫譽為可繼冰心之後武，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然而“五•四”運動給予先生更大的影響，是把他引上了一條充滿荊棘、當年還是清冷寂寞的民間文學研究之路，並且終生不悔。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和民主的旗幟下，學術界積極介紹蘇聯社會革命思想，大量輸入西方的哲學、文學和社會科學，同時也開始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的工作，特別注意到對民族底層文化的發掘和展示。1918年春，在蔡元培、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周作人諸先生的宣導下，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徵集處，1920年改為歌謠研究會，並把徵集到的近世歌謠在校刊上連載，至1922年出版了《歌譜週刊》，前後出版96期，形成了一種熱鬧的歌謠學和民俗學運動。
當時民俗研究的指導思想是“五•四”後流行的民主與科學思潮，還有民族覺醒意識。這無疑影響著先生的學術傾向。而更使他深受刺激的是，當時西方某些學者一方面宣揚中國人缺乏想像力，沒有神話體系；一方面卻又把手伸向中國民間兒歌、傳說和神話等各個搜集領域。“這太不公平了。”鐘先生想，“中國民俗和中國民間文學，應該首先由中國自己來搞。”從1922年到1926年，正在故鄉小學教書的先生開始對歌謠、傳說、故事及風俗習慣進行搜集、記錄，並將十數篇隨感寄常惠先生(常惠當時是《歌謠週刊》的主編)。這些隨感大部份發表在1924年至1925年度的北大《歌謠週刊》上。這可以說是先生從事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研究工作之發端。六十多年後，先生在和《文藝報》記者的談話中還說道：“‘五•四’，我一生都不能忘。它是個矛盾體，既對舊文化有矯枉過正地鄙棄，又號召人們用新的目光審視我們民族自己的東西。”(沙林：《一座不停擺的鐘——訪鐘敬文教授》，《文藝報》)1987．5．30)
二、拓荒者的足跡
1926年，先生離開故鄉到廣州嶺南大學中文系任文牘員。後來又擔任附中國文教員，他一邊旁聽中文系《文學概論、《經學通論》等課程，一邊繼續進行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了自己輯錄的第一本民間故事集——《民間趣事》。
1927年秋，先生轉到中山大學，給文學院院長傅斯年當助教。這年春天，顧頡剛、容肇祖、董彥堂等北大教授和有關人士。因不滿於當時京城黑暗的軍閥統治，南下至中山大學。他們繼續發揚“五•四”民俗、歌謠學運動精神，在廣州創建中大歷史語言研究所民俗學會。這是我國民俗學史上第一個民俗學會(以前北大只成立過民俗調查會)。民俗學會拓寬研究領域，除民歌外，還研究傳說、故事、諺語、神話，並注意到民間文學不同體裁之間系統化、多種方法的介紹、運用。民俗學會還開辦了民俗傳習班，舉辦民俗物品陳列，展示從民間搜集來的樂器，唱本和神碼、冥器等。學會還辦有會刊《民間文藝》，後改為《民俗》週刊。使中山大學成為繼北大之後的全國民俗學活動中心。
先生參與了學會的創建工作。作為年輕人，他熱心地承擔了學會的許多事務性工作，他參予編輯的《民間文藝》及《民俗》週刊，常常是一個人組稿、編輯、跑印刷所，並繼續在其中發表隨筆、短論等研究性文章，如《中國古代幾個鳥的傳說》等。在此期間，先生首次翻譯、整理並重印了我國僅存的第一部多民族歌謠集《粵風》(分為《俍僮情歌》及《粵風》二種，《俍僮情歌》作為中大民俗學會叢書之一出版)。先生還與楊成志合譯了《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在當時學界頗有影響。
1928年秋天，先生繼顧頡剛先生編撰《吳歌甲集》之後，將蘇州人士王翼之編的《吳歌乙集》連載於《民俗》週刊。對裏面收集的民歌俚話，校長戴季陶認為是“有傷風化”，作為編輯人的先生被迫離職。經劉大白先生推薦，他轉到杭州高級商業學校及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教。面對西湖勝景，富於熱情和文采的先生寫下了不少品格高雅、筆墨清新的散文佳作。1929、1930年先後出版了《西湖漫拾》、《湖上散記》兩部散文集。
然而先生仍舊沒有忘懷於他的民間文學事業。他參加編輯杭州《民國日報》的《民俗週刊》，繼續認真地思考這方面的問題。1931年，先生參照《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把中國故事型式整理為52式，發表了《中國民間故事型》一文，引起國內外同行的注意(此文1933年譯成日文，發表于東京《民俗學》月刊)。這時，先生已注意從理論上探討、把握民間文學的特性，接受和運用英國人類學派的理論，寫下了比較有份量的論文如《中國的天鵝處女(型)故事》(《民間教育季刊》第3卷第l號，1933年1月)、《中國地方傳說》(《開展月刊•民俗學專號》第10、11期合刊，1931年7月)等。
1930年夏，先生與錢南揚、婁子匡、江紹原諸先生在杭州發起成立杭州中國民俗學會。學會宗旨是從民族學、文化史、社會學等多角度考察、搜集、研究民俗和民間藝術，掀起了繼北大、中大之後的第三次民俗學運動高潮。當時在福建、廣東、四川和浙江的寧波、永嘉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先生參加編輯《民間月刊》和《藝風月刊•民俗園地》，編輯了《中國民俗學會》叢書12種，以及輯有錢南揚、劉大白、顧頡剛、黃石諸多學者專論的兩部論文集《民俗學專號》(1931年夏)和《民俗學集鐫》(1932年8月)。這兩部論文集被楊堃先生稱為“我國民俗學界未有之大著”。
三、創用“民間文藝學”術語
為研究國際學界的先進成果，深人推進我國的民俗學與民間文學運動，1934年4月，先生毅然放下浙江大學的教鞭，東渡口本，在東京早稻田大學中文學院研究部專攻民俗學、民間文藝學。導師是日本著名的文化史家和人類學家西村真次教授。
先生奮發努力，連星期日都把自己關在九層樓上的圖書館裏。他潛心鑽研歐洲和日本民俗理論和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鑽研圖騰、禁忌、巫術等原始文化，以及其中“萬有精靈主義”、“動物崇拜”、“仙女型故事”、“種族起源神話”等專題，並涉足中日民間故事、傳記的比較研究領域。1934年寫成的《老獺稚型傳說的發生地》，首次把中國和朝鮮、越南同類傳說進行比較，引起日本民俗學界的關注。50年後，日本民俗學家關敬吾博士在其《民俗學》中譯本序言中還提到：“鐘教授在日本民俗學會會刊《民俗學》(1933年)上發表的《中國民譚形式》，使我得以對中國民間故事第一次打開了眼界。”
先生在日本期間，與魯迅先生的友人和學生增田涉、魯迅研究家竹內好先生等相識並建立了友誼。1935年5月，他還應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的邀請，為該會做過《中國民間文學的搜集與探求》的講演，引起日本學者對中國這方面學術研究的注意。
先生在埋頭苦學中，既讀塗爾幹、居友、哈頓等西方人文科學著作，也讀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論述。這時先生對民俗學物件範圍有了更廣泛的理解，他認識到：“民間文化不僅應該包括故事歌謠、歲時習俗、人生儀禮等內容，而且應該注意到所有產生、流傳並作用於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東西，以更開闊的角度對其進行搜集和研究”。
先生在日本兩年多，共寫了17篇長短不等的理論文章。特別值得提起的是，1935年底，先生寫就了《民間文藝學的建設》一文，刊登在1936年1月國內出版的《藝風》第4卷第1期上。在這篇文章裏，先生首次提出了構建中國自己的民間文藝理論體系的一些設想，並創用了“民間文藝學”這個學科術語。
這時，先生已逐漸擺脫了前期北大那些教授的影響，“一方面吸取人類學派的合理部分，一方面又輔之以社會學派的某些唯物因素”，認識到“國際某些學派注重形式的研究法的缺點”。先生還通過普列漢諾夫等人的科學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他認為，“民間文藝往往和民眾最要緊的物質生活的手段(狩獵、漁撈、耕種等)密切地連結著”並注意到要從實際生活和實踐中尋找民間文學的根源。他在出國前撰寫的《金華鬥牛的風俗》一文，就已表現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自覺傾向。先生還注意到民間文學、民俗學和其他鄰近人文科學諸如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宗教學的關係，研究視野進一步開闊。神話、傳說、故事、兒歌、敍事詩、史詩、笑話乃至外國民間文學，他皆有所涉獵。
四、不懈的跋涉
1936年夏，先生回到杭州，在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和國立藝術學院任教。他為《民眾教育》月刊編輯過一些專號，如《民間藝術》和《民間文化》。
1937年5月5日至9日，先生與同事施世珍在杭州浙江省民教館辦了一個《民間圖畫展覽會》，展出了江浙各地數千幅民間繪畫、木刻作品，在當時影響很大。先生自己後來回億說：“籌辦‘民間圖畫展覽會’是我國這方面科學史上的創舉，也是我這方面學術思想和實踐向前發展的一個小小里程碑。”
抗日戰爭爆發後，先生離開杭州，經浙西、南昌、衡陽，於1938年初到達桂林，在內遷的無錫教育學院教書。是年夏季，他應友人尚仲衣博士的邀請，毅然投筆從戎，到廣州四戰區政治部任上校視察專員，幫助宣傳組起草、修改抗敵宣傳材料。1940年夏，受戰區政治部委託，與作家楊晦、黃藥眠等到粵北考察軍民抗敵情形和搜集寫作材料。這期間，先生寫下了《抗日的民間老英雄》、《到溫泉去》等報告文學，文筆激越雄健，開拓了個人散文小品的新境界。1988年8月上旬，先生在門頭溝區博物館西峰寺避暑，所作《觀革命史陳列室》一詩還提到這段經歷：“難忘挾筆從戎意，來采山花奠鬼雄。”
在戰火紛飛中，先生並沒有忘記他的民間文學，在1939至1940年間寫成的《民間藝術探究的新展開》一文，明確闡述了民間藝術在戰爭宣傳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半個世紀後先生說：“抗日戰爭對於我的學術思想(包括民間文學思想)，是一個頗為重大的衝擊。它加強了我的社會實踐的觀念。……社會實踐的觀念像一道橋樑，使我後來比較容易進一步接受馬列主義的學術觀點和方法。”
抗戰後期，中山大學由雲南澂江搬回粵北石坪，先生回校任中文系教授，開設《民間文學》、《詩歌概論》等課。這時他有機會讀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此轉向馬克思主義，並認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思考民間藝術問題。1947年夏，他被中山大學以“思想左傾”為由解聘，化裝離廣州赴香港，任達德學院文哲系教授，同時兼任中國文學家協會香港分會常委、方言文學研究會會長，主編了《方言文學》文集。期間，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作了《民間諷刺詩》、《從民謠角度看(王貴與李香香)》等論文。
1949年5月先生應召來到北京，籌備並參加全國文聯第一次代表大會，結果被選為文聯全國候補委員及文學工作者協會常委。當時周總理曾在先生的紀念冊上題詞：“為建設人民文藝而努力 敬文先生 周思來”予以勖勉。1950年春，先生出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理事長。
新中國的誕生使先生由衷地感到他本人和學術的春天的來臨。先生一邊在北大、北師大、輔仁大學等校開設民間文學課，一邊任《民間文藝集刊》、《文學遺產》等刊物編委。寫下了《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等論文、專著。先生注意並重視蘇聯民間文學的研究成果，在師大專設了蘇聯口頭文學講座，在刊物上發表介紹文章。他還為《蘇聯口頭文學概論》中譯本寫了題為《學習蘇聯先進的口頭文學理論》的序言。
1951年，在先生的主持下，全國高等學府的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成立，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中國民間文學三大支柱”之一的北師大民間文學教研室。先生出任教研室主任，後兼任北師大副教務長、科學研究部主任等職，教書育人，為我國民間文學研究隊培養人才。
1957年“反右”，先生亦遭不白之冤，他的學生甚至也受到株連。先生中斷了教學，後期也只能參加《教育文選》、魯迅著作的注釋工作。然而先生依然鍾情于他的民間文學，並沒有因境遇不好而放棄這門學術的研究。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先生開創了我國民間文學史的研究工作，寫下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間文藝學》、《晚清革命派作家對民間文學的應用》，以及《看了樂亭皮影戲以後》等文章。
五、新的驛程
“文化大革命“再次使先生和他所鍾愛的民間文學事一起蒙受挫折。1971年，先生還曾去山西臨汾幹校勞動，放羊、拔草、看果園。然而一旦陰霾散去,大地回春，先生便不顧年逾古稀，又踏上新的驛程。翻開這幾年的報刊，不時可捕捉到行政先生的足印，一位高齡老人身影矍鑠，行路勿勿……
1978年5月，在中國文聯全委會擴大會議上，先生作了《用百倍的成績回擊“四人幫”對民間文學的野蠻破壞》發言。
這一年的暑假，教育部在武漢召開文科高等院校會議，把民間文學重新列入高校課程，並決定由先生主編教材。10月，在蘭州召開的少數民族文學教材編審會議上，先生徵求對民間文學教材編寫工作的意見。
1979年，先生為解決民間文學教材不足的困難，主動承擔了主編《民間文學概論》（高校統編教材）的工作。通過採用民間文學進修班編寫教材的辦法，一年就完成了任務。這年7月，他還受教育部委託，倡議主持了北師大中文系民間文學暑期講習班，參加者有高等學校、文學研究所、出版社等30多個單位的教師、民間工作者70余人。先生作了《怎樣學習和掌握民間文學》、《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等專題報告。
1981年5月中旬，先生以中國民研會副主席身份籌備和領導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首屆年會。先生主持了開幕和閉幕式，作了《民間文藝學的科學體系及研究方法》的學術報告。他還親自參加小組座談，會議閉幕後又在解放軍總政招待所三號樓主持召開了從事民間文學教學工作同志的座談會。這一年，國務院批准中國民間文學專業有權授予博士學位的教授，全國只先生一人。
1982年春節，先生帶領教研室師生前往延慶，參加當地民間花會活動，搜集第一手資料，增強感性認識。11月，先生去寧波參加浙江省民間文藝年會並為大會留言：“我們要為民間文藝的搜集整理工作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園丁，歷史是不會忘記我們的勞動的。”先生是23日坐火車到達杭州的，次日又趕到寧波，25日參加開幕式。他說：“人生百歲，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得抓緊時間做點事情啊!”先生在年會上作報告、講話、召集座談會，就搜集整理民間文學、正確理解神話與迷信等學術問題發表了精闢的見解。
這一年，先生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範”。
1983年初，先生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上作《關於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的報告，提出我國應該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實際出發，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的民間文藝學”，進一步明確了民間文學工作的方向。
早在1979年，先生就聯抉顧頡剛、白壽彝、容肇祖、羅致平等七教授發表《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1983年5月，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全國性的民俗學學術機構——中國民俗學會在京成立，先生代表籌委會致了開幕詞，並被推選為學會理事長。先生對學會的成立實感欣慰，他認為這是自己晚年足以自慰的一件大事。此後，民俗學運動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蓬勃熱潮。
1984年11月，在石家莊召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先生被推選為主席，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就職並話：“祝願大家團結起來，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我們民間文學事業的現代化——而奮鬥!”
80年代中期，先生完成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和《中國新文藝大系》的“民間文學卷”的編輯工作，領導著編著《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史》的工作。
難能可貴的是，先生不吃老本，不斷地總結、完善著自己的學術思想。粉碎“四人幫”以後，先生發表了一些學術論文，其中《為孟薑女冤案平反》(1978年)、《五四運動前後的歌謠學運動》(1979年)、《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民俗學的歷史、問題和今後的工作》(1983年)、《大力保護民間文化》(1986年)、《洪水後兄妹婚再殖人類神話》(1990年)、《中日劇司故事比較泛語》(1991年)等文章都具有相當學術價值。
這一時期，先生還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幹流問題。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由三部分構成，上層社會文化是封建地主階級所創造和享有的文化，中層文化主要是市民文化，下層文化主要是廣大農民群眾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他們都發生于原始文化，在後來階級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既互相排斥也互相滲透。這一理論的提出，比一般國際學界僅限於上下兩層文化的研究更符合中國國情，因此它也可以說是先生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文化學的一大新貢獻。
直到今天，先生仍在總結學科理論，用他那充滿激情和文采的筆觸，對參與過的中國現代史上民間文學、民俗學活動，一一進行回顧，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構想。特別是在進一步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探索新民問文藝學的特殊規律上，他提出：“一、民間文學(主要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口頭創作)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書面文學，對於它的理論研究，也應該是一種特殊的文藝學——民間文藝學；二、民間文藝學是包括文學、歷史、方法論、資料學諸多文學所結成的系統科學；三、民間文學是民眾創作的一種特殊文藝，不僅要從文學角度，更要從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社會學、考古學、原始文化以及民族心理學等多種學科的角度來研究，才能揭示它的豐富內涵，充分認識它的意義和價值。”這是先生積肋余載研究之大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大廈奠定的基石。
中國大地廣袤豐腴的民間文學藝術土壤養育了先生，先生又把中國民間文藝學事業事帶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峰，也給後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六、“中國民間文學之父”
先生在民間文學園地裏兢兢業業、孜孜以求近70年，共撰寫、編譯民間文學著作二三十種，論文數十篇，他是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當之無愧的拓荒者和莫基人之一。
1983年4月，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北京八大處別墅為先生八十壽辰和從事民間文學工作六十年舉行了座談會。擔任中國民研會第三屆主席的周揚同志發表了《繼續發展民間文學事業》的講話，指出，像鐘敬文先生這樣搞民間文學的，在中國是“稀有金屬”。……鐘先生是畢生堅持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研究的。像他這樣的人，中國能有幾個?在這一點上，我們確實應該向鐘老學習。林默涵同志也在發言中指出：“鐘敬文同志始終是跟著魯迅，跟著時代前進，始終站在人民這一邊，幾十年如一日，沒有動搖，沒有變化，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美國學者洪長泰在《到民間去》(1987年)一文中指出：“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史上，民間文學基本都是進行描述性的研究，唯有鐘敬文是進行分析性的研究，他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中善於進行理論構架的人。”他還指出：“鐘敬文的兒歌理論恢復了兒歌的本來面目，使兒歌獲得了獨立的意義。這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是第一次。”“他作為現代中國民間文學史上‘下層文化’科學理論的奠基者，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的馬昌儀同志在鐘老從事民間文學六十年座談會上發言指出：“鐘先生是中國民間文學這門學科的同齡人，從鐘先生所走過的道路，我們看到了一個知識份子走向革命的艱苦歷程，也看到了一個正直的、愛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風貌。”
先生的名字被收入國內外各種名人學術辭典，主要有：《中國文學家辭典＞(北京語言學院編，1978年)、《德國民間故事百科全書》(沃爾弗拉姆•愛柏哈德執筆，1979年)、日本《文化人類學事典》(石川榮吉等編輯，1987年)、《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1986年)等。先生被國外學界友人讚譽為“中國民間文學之父”。
七、一代宗師桃李滿天下
先生多年從事教師工作，畢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才。
先生從中山大學時期就開始講授民間文學課。1947年先生在香港達德學院開設民間文學課，他把各地民謠、故事與現實相聯繫，講給學生聽，非常生動，很受學生的歡迎，旁聽的人很多，教室門口都坐滿了人。生動活潑、妙趣橫生的演講使聽課的學生幾十年後憶起仍津津樂道。
新中國成立至50年代中後期，先生和他的學術事業都沐浴著和煦的春光。自1951年北師大民間文學教研室成立起，先生培養了一批批今天已成為我國民間文學事業骨幹力量的弟子，如北師大許鈺、張紫晨教授，河南大學張振犁教授，北京立新學校特級教師連樹聲，北大中文系屈育德教授等等。
1978年以後，先生為重建遭到嚴重破壞的民間文學事業，南征北旅，講學、作專題報告，為培養新一代研究、教育人才不遺餘力。
1979年7月，先生除倡議並主持北師大中文系暑期民間文學講習班外，還主持民間文學進修班的18位同志編寫了20余萬字的高校統編教材《民間文學概論》，編印了60萬字的《民間文學作品選》，並招收了6名民間文學碩士研究生。
1980年8月，先生前往昆明為雲南大學中文系民族文學師訓班講課，他所作的《馬克思神話見解管窺》、《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民間文藝學》等專題報告受到熱烈歡迎。
1983年5月，先生籌備主辦了首屆全國民俗學、民族民間文學講習班。7月，講習班在中央民族學院隆重揭幕，有來自29個省、市、自治區30多個民族的180多名學員參加。先生親自過問課程設置、聘請教師、學員生活，多次講課。為中國民俗學會的成立，先生將自己所撰寫的兩首絕句：“神禹導洪流，愚公移王屋。有志事競成，初基燦在目。”“開基誠不易，成業更艱難。持此必勝心，戰彼萬濤瀾!”特意請啟功先生書寫下來，分贈講習班學員。
先生久已有著作《女媧傳：從這個神話考察我國的原始社會史》的打算，並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考慮到自己眼前的任務，“是為了使更多的人能夠寫出有價值的專著。自己的東西是否寫成，並不是很重要的”。1984年3月20日，先生在北京市政協六屆二次大會上發言，題目是《我願做培花的泥土》。這幾年，先生常說：“一粒麥種如不播種到土裏去，將永遠是一粒。如播下到土裏，那就會生出無數的麥穗。我的時間不多了，與其自己寫一部著作，不如培養出許多學生，讓他們去寫出許多好的專著來!”
先生對學生既諄諄教導又嚴格要求。他要求研究生在假期繼續留校學習。學生寫論文，他要他們寫兩三稿。先生往往從自己的工資裏掏錢買書送學生。他風趣地說，老師送的書，學生總不好意思不看吧?
先生帶的眾多留學生、進修生裏，有來自日本的青年。先生一直懷念自己留日時的導師。他說，我年輕時日本老師教給我的，我現在要把它還給日本年輕一代。
先生在粉碎“四人幫”後共招收了12名研究生。1986年，他還招收了我國第一位民間文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這些學生現在正在各條文化戰線上發揮著作用。
八、拳拳之心
先生受人尊敬愛戴，還因為他有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他一生無黨無派，但始終追隨時代進步潮流，自覺地改造世界觀。對祖國和人民的摯愛，導致了他與革命先驅和同時代進步人士的友誼，也成為他長期堅持人民文藝工作的動力。
党的早期活動家彭湃烈士是海豐人，和先生是同鄉並先後同學。20年代初期，先生結識了正在故鄉從事農民運動的彭湃同志，並多次去他家作客，促膝談心。後來他們又在廣州相遇過。彭湃同志關切地詢問了他的民間文學研究情況，並鼓勵他說：“每個人應該忠實地去走他自己所挑選的道路。……但是，我們當前的時代是怎樣急需著投身政治活動的知識份子啊!”多年以後，先生在香港達德學院教書時，曾寫下一篇充滿感情的文章《一個生死於理想的人——回憶彭湃同志》，表達了他對這位青年時代朋友的崇敬和懷念。直到今天，先生在緬懷先烈時還說：“彭家是海豐最大的地主，出了彭湃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真不簡單啊!彭湃的戰友林海秋、林道文也很英勇，都犧牲了!……彭湃烈士很有才華，他也很尊重別人的選擇，但每個人應該正確掌握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寫那篇文章是有自我批評意思的。”
1927年1月，魯迅先生南下廣州講學，先生出於對魯迅先生的景仰，特別約了兩位朋友去中山大學看望魯迅先生。見面後，他們聊到當時廈門大學學潮和《現代評論》雜誌。先生于當天晚上就寫了一篇短文《記找魯迅先生》，生動地記述對魯迅先生的深刻感想：“我覺得他之所以值得我們特別佩服，比起他在文藝上的成績來，尤其在於他那激進的思想和不屈的態度上。”當時，魯迅先生的著譯作很受進步青年的喜愛，先生和南大同學韋懿、楊成志想在廣州建立“北新分局”，著重發行魯迅先生著譯作和北新書局的進步文化書刊，並寫信給北新書局老闆和魯迅先生商量此事。魯迅曾給他們回過一封信。魯迅先生去世時，先生在悲悼心情中賦詩雲：“文章如鼎圖群魅，世路於公直戰場。南北青年瞻馬首，何曾荷朝肯彷惶?”表達了深深的景仰之情。
先生在20年代末結識夏衍同志。抗戰爆發後，先生經浙西、南昌、衡陽，於1938年到達桂林，在南遷的無錫教育學院教書。不久即赴廣州四戰區政治部工作，曾一再為夏衍同志主持的《救亡日報》撰稿。1938年10月，日軍即將攻陷廣州，先生與政治部同事乘坐最後一班火車離開廣州。夏衍同志和林林等同志趕到火車站為他們送行。1979年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期間，先生請夏衍同志題詞，夏公題曰：“三八年泛舟荔灣，飲茶粵海，同游者曾以‘上、中、下、左、右’相笑謔，蓋指尚仲衣、鐘敬文、夏衍、左恭、鬱風也。匆匆四十年，鐘老飽經風霜，豪情勝昔。昨日以此冊見示，囑書數字留念，可見童心尚在。願節勞珍攝，目睹文藝復興之盛。夏衍，己未、歲末。”先生亦賦詩一首：“海寇縱橫國土淪，中流擊揖共圖存，劫余戰友無多在，你我猶懷烈士心。”先生對夏公是懷有特殊尊敬的。打倒“四人幫”以後，先生去看的第一個人就是夏公。先生對筆者說：“夏衍同志是老共產黨人。解放前他在蔣管區，在當時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為党做了大量工作，團結爭取了一大批文藝界人士。四條漢子的‘罪名’幾乎連累了他的後半生，但他還是敬仰魯迅。為了黨和人民的需要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這一點我趕不上他。他雖然只大我兩三歲，但我很敬重他，把他當先生看待。”
這幾年，先生不止一次地談到，我每次走過天安門前，心中就很沉重，紀念碑下有著千百萬死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英雄。他們大多是無名的，但是共和國的成立，卻有他們一份功勞。比起那些無名的英雄來，我們實在慚愧得很!我抱著“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精神，要把所散射的微光融入時代英雄們的強光裏去。
先生的散文作品裏有一部分是懷念革命友人的，他在其中深刻地剖析自己，和他們心心相印。他寫過緬懷冼星海、朱自清、郁達夫的的回憶文章，和柳亞子、聶紺弩、黃藥眠唱和過詩。
先生在幾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至今沒有人聽過他牢騷抱怨，他瞭解自己，更瞭解歷史的嚴峻，他因此始終保持著率真豁達的天性。他曾感慨地這樣說過：“吳世昌先生在英國劍橋教書時生活、治學條件都很優越，回國不久就遇上‘文革’，女兒不幸神經失常。可吳先生說，愛國總得有犧牲，奉獻要有代價，愛國是無條件的，沒有這樣的思想境界，對祖國掂斤論兩，那就是庸人自擾。我和吳先生是好朋友，在這一點上我是非常敬佩他，和他共鳴的。”先生還說：“我們的時代和社會，的確是扶掖人前進的。”可以看出他寬闊的襟懷和高聳的姿態。
九、詩人情懷
先生在漫長的教書、治學生涯中，仍不忘懷散文、詩歌寫作，稱之為自己的一項“副業”。
先生的散文一如先生的氣質、性情，自然平易、恬淡似水。對於先生的早期創作，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1935年版)中評價道：“鐘敬文出身於廣東的嶺南大學，本為文風極盛的海豐縣人，所以散文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後武。可惜近來改變方針，去日本研究民族傳說等專門學問去了。我希望他以後仍能夠恢復舊業，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裏所曾露過頭角的小品文。”阿英編選《現代十六家小品》也把先生列為一家。
先生的詩歌與他的散文風格迥異，多為豪放、剛健之作。黃秋耘同志在評價先生早年詩作《壯圖一絕》“寶刀如雪心如火，肯為艱難罷壯圖”之句時，曾推論先生“很可能有過一段可歌可泣的戰鬥經歷”。先生以為詩是歷朝歷代文人的精神菁華，詩言志。他在困苦時調整自己的方法之一就是讀詩和作詩。在古詩中，他對蘇軾詩有著超出一般的喜愛。認為東坡雖一生不得意，但詩作卻多為豪放。
先生近年的詩稿有《天風海濤室詩詞鈔》(1982年)和《天風海濤室詩詞近稿》(1988年)等。從這些詩作裏，可以窺見先生的經歷和思想、情趣。
作者：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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