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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梅州山歌節上的放歌 |
1922年創刊的北京大學《歌謠》週刊，是我國最早以搜集研究歌謠為主的民間文學期刊。它的誕生，標誌著一種新的文化思想的崛起。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第6號上，刊出了由北大教授錢玄同、沈兼士、沈尹默、劉半農共同發起、擬定的《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校長蔡元培在“簡章”前面刊出他的《校長啟事》，表示積極支持這項工作。就這樣，一向被人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歌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闖入了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歌謠》週刊成為我國新興的歌謠學運動的基地和大本營。不僅受到全國各地新文學愛好者，民俗學者、語言學者的熱烈歡迎，而且還引起蘇、英、法、美、日、德等國學者的注目。近十年中，共徵集到各地歌謠13908首，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民間歌謠的搜集研究工作。
在這次影響極其深遠的歌謠搜集和徵集活動中，鐘敬文先生對客家山歌的搜集和研究具有引領現代民間文藝學風的開拓意義。下面試圖就鐘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作些評述。
一
在中國現代歌謠學史上，以顧頡剛、劉半農、董作賓和鐘敬文的貢獻最大。“五四”時期，吳歌是歌謠徵集和研究的寵兒。劉半農於1919年8月在江陰老家親自收集了20首船歌，後以《江陰船歌》為名發表於《歌謠》週刊第廿四號。受劉半農的影響，顧頡剛當時也投入到對家鄉蘇州吳歌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1926年出版的《吳歌甲集》共有吳歌100首。胡適在此書序言中，將之譽為“真可說是給中國文學史開一新紀元了”。鐘敬文先生曾經這樣評價顧頡剛的《吳歌甲集》：“一個民間文學的資料集有這樣的詳密注解及輔助的資料和理論，不但在當時是空前的，到現在也沒有看到第二部。它的科學性是不容埋沒的。”[i]董作賓先生在歌謠學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他於1924年10月，在《歌謠週刊》上發表了《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一文。他從一萬多首歌謠中選取45首同主題民歌“隔著簾子看見她”，加以考察分析、綜合，得出風俗、方言、文藝三方面的結論。在當時，這樣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新穎的，而且他總結出來的結論也非常獨到，因而具有獨特的價值。鐘敬文先生認為，董作賓的《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是“自北大搜集發表歌謠五年多來，最有分量的理論文章。”它跟顧頡剛的孟薑女研究，先後輝映，“堪稱這時期口承民間文藝學上的‘雙壁’。”[ii]此文的確開了歌謠比較研究的實踐先例。
在所有投身於民間歌謠搜集和研究的學者中，能夠一直堅持下來的並不多，鐘敬文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鐘敬文先生將這方面的精力主要用於對客家山歌的系統搜集和研究。民間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是“田野作業”，鐘先生學術生涯中田野作業的起步始於客家山歌的搜集。他把當時的搜集稱為“很初步的、自發的田野作業，或者叫‘亞田野作業’。”[iii]首次調查的成果便頗為喜人，1927年2月，北新書局出版了鐘敬文編的《客音情歌集》，[iv]收錄鐘敬文先生搜集、整理的客家山歌140首，是他從3年來搜集的四五百首客家歌謠中選取出來的，這應該是我國第一部數量最多的客家山歌專集。
鐘先生之所以以搜集和研究客家山歌為其學術事業的開端，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當時轟轟烈烈的歌謠學運動的驅動。關於此，鐘先生在《我學術活動中的兩個重要時期——（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自序》中有詳細敍述：
1918年春，北京大學文科的一些教授，發起徵集中國近世歌謠活動。不久，他們就在《北大日刊》上開闢了《歌謠選》欄目，逐日發表這方面的作品。這種破天荒的文化現象，很快成為國內報刊的一時風氣。當時廣東省城的大報如《群報》及我們家鄉的小報《陸安日報》都經常登載一些歌謠。這時我正好在家鄉一帶從事國民基礎教育工作，又耽愛文學，讀過《詩經•國風》、《古詩源》等作品，稍後還讀了郭茂倩編纂的《樂府詩集》—一大家知道，它裏面保存了不少古代民歌和謠諺，因此，不免“見獵心喜”。於是我就走上探索民間文藝的工作之路了。[v]
同時，歌謠較之民間文學其他門類，更早獲得鐘先生的青睞。他曾經談到獲得杜文瀾編纂的《古諺謠》時，“急於需用，又苦於找不得，對於它，已經差不多絕望了，可是，它卻跟你碰起面來。這種歡喜真是永遠地留著‘餘味’的。”[vi]“在‘五四’以前，我也曾從古詩的選集上讀到一些前代的謠諺，並且情不自禁的喜愛它”。[vii]
二是和鐘先生的出生地有關。鐘先生的老家廣東海豐流行三種方言：本地話（即廣東白話）、福佬話、客家話。三種方言都有各自的方言圈，也都有各自的民間文學作品，如民歌方面有用廣東話唱的粵謳，用福佬話唱的佘歌，用客家話唱的山歌等，鐘敬文對這三種方言的民間文學作品都有涉足。但由於鐘敬文的祖先屬於客家民系，他小時候讀私塾也是用客家話授的課，對客家的傳統文化自然格外眷戀。因此，在他搜集的近千首歌謠中，客家山歌就占了半數。
三是出於客家山歌“山”的生活語境。鐘先生對客家人的生存狀況有所考察，他說：
至於客家人的生活，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的關係，所以每日作業于田野山嶺間的，頗占多數，並且男女俱出，沒有“男子事於外，女子事於內”之嚴格差別。至少，我們這一帶客家人的情形是如此。他們的氣質，大都簡樸耐勞，很少慵惰浮誇的惡習，猶保存古代人民的風範。這些，都和他們山歌的產生及內容等有關係。[viii]
客家作為漢族的一個支系，社會生活同樣受到禮教的約束，在村落生活中，男女授受關係有嚴格的界限。所以一進入山間，情思便能得到適當釋放，男女互相傾訴衷曲乃自然之事。
二
“忠實記錄”是田野作業的基本原則，北大歌謠運動從一開始就對此特別強調。在《簡章》第七部分“寄稿人應行注意之事項”中明確規定了記錄原則，對於方言及過於生僻的字句要求加以解釋，記錄方言時，“一地通行之俗字為字書所不載者，當附注音字母，能用羅馬字或phonetics尤佳。”對於有音無字者在原處以“□”表示，而“以羅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並詳注字義以便考證”。要求“歌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為官話。”[ix] 儘管鐘先生當時並沒有經過田野作業的系統訓練，卻能以一個民俗學者的基本立場進入客家山歌的搜集活動之中。《客音情歌集》忠實記錄了客家山歌傳唱的原樣，除了根據語氣內容添加標點符號以外再無修飾，可謂是田野作業的成功範例。全輯140首客家山歌，都是採用通俗易懂的普通話記錄，必要的地方保存了客家方言辭彙。對第一次出現的方言辭彙注音並釋義，其中包括一些當地客家地區流傳的俗語、俚語。這是詳細注釋，而非隨意表注，力圖使客家以外的人都能看懂甚至讀出。對於出現頻率比較高的、常用的一些客家方言辭彙，鐘先生在歌謠文本後面特別羅列出《本書重要方言音釋》，共35條，再次注明讀音、含義。這在沒有錄音設備的時代是惟一嚴謹的科學方法。當時有人看不起方言，甚至想用“死文學來駕馭活語言”。鐘先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業績，堅守了民間文學田野作業的基本原則，展示出客家山歌的鄉土特性。在當時，即已顯露出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學科領航人的風範。
鐘先生不僅搜集、整理客家山歌，而且還潛心研究，1926年7月2日寫了《客音的山歌》一文，高度讚美客家的山歌藝術魅力。同時期還寫了《中國疍民文學一臠——咸水歌》、《歌謠的一種表現法——雙關語》等歌謠研究文章，也頗多涉及客家山歌。鐘先生在他步入老年後，仍時時津津樂道這段遭遇客家山歌的經歷。在《80年歷史回顧與反思——紀念北大徵集歌謠八十周年》、《從事民俗學研究的反思與體會》、《“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呈獻于顧頡剛、董作賓諸故人之靈》、《我學術活動上的兩個重要時期——（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自序》以及他為一些作品所寫的序言中，都程度不同地對自己所從事客家山歌方面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作了反思和總結。
在歌謠的搜集和研究方面，顧頡剛、董作賓和鐘敬文三位巨匠各有千秋，特點均非常鮮明。顧頡剛先生以蘇州地域為中心，搜集的當地所有歌謠。他從宏觀上對“蘇州的唱歌種類”作了全面審視，並概括為20個種類，其中包括戲曲、曲藝、民歌、通俗歌曲等等，並從中擇出吳歌及與之關係最近的五種作為搜集的重點，即“（1）兒童在家裏唱的歌；（2）鄉村女子所唱的歌；（3）奶奶小姐們所唱的歌；（4）農工流氓所唱的歌；（5）雜歌。”在《吳歌甲集》裏，第一種類兒歌50首，占總數的一半，後四類也是50首，內容擴展了很多，其中部分生活歌“都很可以看到社會狀況的骨子裏去”（《吳歈集錄序》）。董作賓先生以一個主題為中心，側重於方法論上的探討。他提出“從歌謠中得來的各地風俗，才是真確的材料，因為他是一點點從民眾的口中貢獻出來的。”“一個母題，隨各處的情形而字句必有變化，變化之處，就是地方的色彩，也就是我們采風問俗的師資。”“到一地方就染了一層深深的新顏色。以前他處的顏色，同時慢慢的退卻。”由此說明“歌謠中一字一句的異同，甚至於別字和訛誤，在研究者視之都是極貴重的東西。”《歌謠的比較研究法的一個例》“對我國現代早期的民間文學研究方法，起過重要作用。後來董作賓的《看見她》一文，就是在歌謠領域中實踐這種方法的第一個重要成果。”[x] 也是運用比較方法研究民間文學的成功範例，並從文化發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給後來人以直觀的參照。
鐘敬文對客家山歌的研究則二者兼顧，同樣選取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和演唱主體——客家人，圍繞一個永恆而更為常見的主題——愛情。《客音情歌集》裏的愛情歌謠不僅所占的數量多，從藝術的角度上講，也是最高的。對於客家人來說，愛情生活的各個階段、各個方面幾乎都離不了山歌，諸如初識歌、試探歌、讚美歌、迷戀歌、起誓歌、相思歌、送郎歌、苦情歌等等，這些在《客音情歌集》裏都有涉及。鐘先生從文藝學和民俗學兩個角度，揭示山歌在客家族群中的生活功能及藝術特色。具體說就是既關注客家山歌本體的特點——內涵的現實傾向性、表現手法的獨特個性等；又不是純文藝學的審視，而是把山歌置於客家人寬廣的社會生活中，對山歌在當地社會生活中的生活及文化地位進行認定。
作者：萬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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