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易中天標示人文科學發展新方向。 |
中評社香港8月29日電／美國世界新聞網8月28日載文《易中天標示了人文科學的發展方向》，摘要如下：
這個夏天，易中天先生的人氣指數，大約遠遠超過了酷熱的氣溫讀數。這從中國各大城市書店裏擺放得鋪天蓋地的易中天著作和簽名售書現場的火爆中，可以略見一斑。從前“君子固窮”的學者，現在已是“騎鶴下揚州”的富家翁；從前書齋裏默默無聞的教授，今天已是炙手可熱的明星。於是，有人追捧，有人眼紅。
探究易先生的走紅，有三個因素不可忽視：一是電視媒體的作用，二是歷史的通俗化解讀，三是學者走出書齋、直接面對大眾。而這三個因素，也正是“易中天現象”引發爭議的焦點所在。
電視是便捷、直觀的大眾傳播工具，通過電視這樣一種傳播手段，將那些屬於學院、書齋的知識向公眾傳播，這在大眾傳媒發達的西方社會本來是很平常的事情。應當承認，知識份子、學者借助電視普及學術，使其中符合大眾需要的部分得以最大限度的傳播，這一點有別于傳統知識份子和專業學者的做派，符合大眾需要。
易先生的電視講座，切入點是“品三國”和兩漢人物。對於一般大眾來說，《三國志》、《史記》、《漢書》、《後漢書》這樣的歷史典籍，在閱讀上是困難的；而三國也好、楚漢相爭也罷，大眾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易先生的講座恰恰滿足了大眾知其所以然的需求。有人把易先生的講座指斥為歷史庸俗化、是說書藝人的戲說，但在易先生的講座中，基本上沒有看到與史實出入的硬傷或者一些史學常識上的低級錯誤，他所本的是典籍本身和學術成果，而他所採用的方式，正是對歷史、典籍的通俗化解讀，在傳播和普及歷史知識的角度上看，無可厚非。
在中國傳統的認識上，學者是應該皓首窮經、老死書齋，是要有所謂風範和身段的，著書立說，傳諸後世。於是，衡量一個學者或知識份子的標準，被異化成是否著作等身、是否高深莫測；於是，學術成了某些圈子的專美，無法、可能也不願與大眾分享。當易先生放下身段、走上電視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被所謂學術界看成是異類，甚至叛徒。學術界的學者們總以大眾為群氓，期望大眾能夠理解他們那些學術語言，但是，沒有普及的學術終究只是象牙塔里的東西，走不進大眾的心中。
易先生在中國大眾中的迅速竄紅，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人文科學如何走近大眾、如何為大眾服務。當下的中國，人欲橫流、物欲橫流，很多人談及全民性的道德缺失時，總是搖頭歎息人心不古。這樣的現象，實際上是人文科學長久以來在生活中嚴重缺位的後果，但是似乎沒有人去追究人文科學應該承擔的責任。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大患，人文科學、人文學者和知識份子難辭其咎。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往何處去？是人們想要弄清楚的問題，也是人文科學需要解答的問題。而歷史，恰恰是大眾需要弄清楚來龍去脈的問題之一。當古往今來的說書人、唱戲人用藝術形式把歷史的真相弄得非驢非馬的時候，易中天先生所做的這項工作就顯得很有意義。古人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又說：欲亡人國者，必先亡其史。易中天先生所激發出來的大眾對歷史的興趣，其意義實際上遠非“精神依賴”和“偶像崇拜”這樣的簡單評價所能昭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亞於一場人文科學領域的大眾思想啟蒙，甚至可以看成是一次精神和道德層面的救亡。
哲學家湯一介先生在談到國學教育時曾說：“國學教育應當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專業教育，一是通識教育。”前者關乎一個國家的學問功力，後者關乎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這值得每一個人文學者關注和重視，因為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過程中，學者立言不難，難在大眾立德。對於易中天先生這樣的“吃螃蟹者”，不應該一味地批評和指責，而是應該幫助他們，畢竟他們所做的這些普及工作標示了人文科學的發展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