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斯大林不會不明白，西方盟國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在法國北部開辟第二站場——之後，我國的局面有多麼困難。但是，他也認識到無論如何保存反希特勒聯盟有其必要性。對西方盟國的立場進行激烈批評之後，他明白了，他無法改變其決策。為了避免全面破裂，斯大林決定做出一個和解的姿態，邀請外國貴賓到自己克裡姆林宮的家中，此前他從未這樣做過。
這一年間，紅軍且戰且退，經受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武器裝備損失，但最終還是減緩了敵人的推進。同時，在烏拉爾以東地區，幾個五年計劃期間建立的企業、以及從西部地區連同工人一起搬遷去的工廠，正在製造新式的、比德國更好的武器。許多地方由全體男性人口組成的補充兵力，正在組建新的師團。大後方正在訓練新兵，培養指揮人員。
但是，誰也沒有把握，在這些新鮮力量成軍之前，在蘇軍做好準備進行大規模反攻之前，戰線會不會崩潰？
羅斯福關於從蘇聯前線吸引40個德軍師的決策，原本可以使局面得到緩和。西方盟國承諾1942年在北非登陸而不是在法國北部開辟第二戰場，對蘇聯的局面幾乎不會產生什麼影響。這一點斯大林預見到了，並且他把這一點告訴了丘吉爾。
與此同時，斯大林也明白，丘吉爾在談到英美軍隊準備不足，以及數量不足時，如果沒有過分渲染的話，那麼諾曼底行動真的有可能成為一場災難。
無論如何，在既成的局面下，我國只能依靠自己。應該說，正是這一點促使蘇聯領導者說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想法，我無意中成為其見證者。
在克裡姆林宮斯大林的辦公室，與丘吉爾的一次談話於凌晨三點結束之後，我的同事巴甫洛夫被派去送英國首相到他住的官邸，即所謂的七號國家別墅，而我則必須為致華盛頓的蘇聯使館起草電報文稿。電報一般由斯大林簽署。
我的第一稿他不完全滿意，所以，在提出幾處具體的意見之後，他要我坐在鋪著綠色呢絨的長條桌一端，將文本謄寫一遍。當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斯大林一邊沿著花紋斑斕的地毯走來走去，一邊抽著煙鬥。莫洛托夫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跟丘吉爾談判時，他就坐在那兒。
就在當時，我從我們的領袖嘴裡聽到了，在此前他沒有跟任何人說起過的東西。
“維亞切斯拉夫，我們怎樣才能不成為流亡政府清單上的新成員，”斯大林低沉地說道，“如果德國人推進到烏拉爾以東，這就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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