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的事件標誌著日本回歸了世界舞台，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首次出訪就把日本作為亞洲之行的第一站； 2月23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Taro Aso）飛抵華盛頓，成為奧巴馬就任總統以來在白宮接待的首位外國領導人。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在美國眼中，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是一個強國。但要是日本人自己也這麼認為就好了。
事實上，眼下的日本一團糟。最近，麻生太郎的支持率跌至11%，而他領導的自民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內部不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出任首相僅一年就辭職了，日本反對黨民主黨的情況亦是如此。日本已經變成了一個官僚國家，內閣各種權益的總和被誤認為是國家政策，它們往往相互矛盾或者累贅多餘，官僚統治者自守地盤，猜忌、爭奪不斷。
根本沒有任何理由修建那些大多閑置的機場，以及不知通往何處的公路。上個月，日本前財務大臣中川昭一竟然在西方七國（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新聞發布會上酒醉失態。日本存在的問題實在太嚴重了，看起來似乎沒有一個政黨可以統帥整個政府機構。
大多數人並不承認這個事實：日本的危機不在於政治，而在於心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動侵略戰爭，最後以失敗告終，這次教訓之後，安全性和可預測性就成了日本的社會目標。官僚主義者地位上升，掌管日常的細節。日本變成了一個實行終身雇傭制的國家，其企業制度的基礎是穩定的交叉持股（又稱相互持股或交互持股，指在不同的企業之間互相參股，以達到某種特殊目的的現象），日本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中產階級人口，他們平等並且相似。
一些保守的學者喜歡把中產階級的這種“平等性和同一性”歸為“日本”傳統的基石，這真是胡說八道。在大部分歷史時期，日本都存在著社會等級和不平等的財權制度。20世紀 70年代，政府通過實行累進稅制（progressive taxation）、重新分配財富、補貼以及通過調節來抑制競爭，由此產生了一個“平等”的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資產泡沫破滅以前，這一切看起來似乎都還做得不錯。如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們都沉浸在傷心中，而裹足不前的日本似乎還對此沾沾自喜。
19世紀中葉至今，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經濟領域成功，主要依賴於利用國外一些現存的模式。日本的社會保障模式受到了俾斯麥（Bismarck，德國政治家，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設立的社會保障法案的啟示，國家規劃體系參照了前蘇聯模式，公共建設工程借鑒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管理模式，而汽車裝配和製造業則遵循了美國福特公司的模式。日本大部分的創新都涉及到完善別人已經創建完成的內容。索尼公司生產的隨身聽十分有名，但索尼公司並沒有發明錄音機。可以說，日本經濟的增長過程是一場追趕西方先進步伐的比賽。
日本追趕上了西方，又怎麼樣呢？二十年前，這個問題在日本就已經失去了意義。日本仿效國外模式被誤認為是進步。如果“進步”的定義是“追求理想未來”的話，那麼，日本從來沒有取得過進步。日本所擁有的是一個社會秩序和就業安置的概念，而實質上它們早已在日本停滯不前了。
在西方，進步的思想基於個人自主和自由的確立，而在日本，官僚制度提供了安全性和可預測性，以此作為人身自由的交換。現在的問題是，日本的政治領袖無法履行政府的義務。就業保險不再具有保障性，而從長遠來看，國民年金和健康保險似乎是資不抵債，人們既感覺不到安全，也感受不到自由。
處顯現著令人失望的跡象。日本已成為富國中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日本社會中可能有多達100萬的“隱蔽青年”（hikikomori，是日本的文化依存症候群，指人於某種程度狹窄的生活空間之中不出社會），年齡範圍從青少年到40多歲的中年人，這些人把自己關在房間中，一關就是好幾年。日本社會中還存在著“單身寄生蟲”（parasite singles），指那些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未婚成年人。但是迄今為止，日本社會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口下降和老齡化。鑒於目前的發展趨勢，只需50年左右，日本人口總數就將可能從1.3億左右下降到9000萬以下，與此同時，40%的日本人已經65歲以上了。
如果日本想幸存下來，就必須擺脫根深蒂固的阻力。日本社會廣泛存在著一種“排外”的偏見，與此相反的是，日本迫切需要新鮮血液的輸入。日益老齡化的國家將需要數百萬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移民，因為他們的生產效率高。這些移民將在日本落地生根，努力工作養活一家人，他們的自尊和成功將推動日本新價值觀的形成。
日本迫切需要改變，而這將要冒一定的風險。在官僚統治時期，冒險精神是不常見的。日本海灘上永遠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警示標語：“游泳時請自擔風險，救生員沒有上班。 ”如果出現這樣的警示標誌，許多日本人很可能會要求當局告訴他們：在這里游泳到底安不安全。同樣性質的避險心理轉化成了貿易保護制度以及島國劣根性（指海島國家因缺乏與別國交流而造成的視野狹窄，以及由此形成的小家子氣的閉鎖性格）。例如，農業部希望增加自給自足的糧食產量。而存在於日本新聞媒體中的批判性見解和不同意見的數量遠遠不够。
日本民族害怕冒險的心理在歷史上不管好歹都毫無根據。還記得珍珠港事件麼？事實上，今天的日本表現被動消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其在二戰中的表現的影響，這是一種必然且合理的反映。但如今，這種只注重安全的心理已經過時了。
如今，日本再也沒有國外模式來效仿了。一切必須從頭開始，重新接受建立在創新、雄心和活力基礎上的進步思想。這樣做意味著冒一定的風險，同時也需要一個具有非凡領導才能的政府，否則的話就只能繼續在老路上慢慢走向衰亡。（來源：21世紀經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