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對中國來說，五四運動直接促進了中國共産黨的成立，爲打破舊傳統的理念開闢道路，也爲左派思想擴充空間，五四精神在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中激發了强烈的愛國情懷和報效社會的意識。這股思想浪潮製造出的歷史趨勢，也同樣影響到新加坡在內的區域。五四之後的數十年間，新加坡社會內部思潮的涌動與抗爭，也同樣深受這一情懷和意識的觸動。
中國的出版和新聞輿論界在五四運動後，出現蛻變式進步。無論是技術上還是內容上，報刊種類還是讀者人數，五四之後的報刊都蔚爲可觀，遠勝于昔。諸多研究者對新華文學、新華報刊以及報紙副刊的發展軌迹展開的論述，都可以看出五四運動在其中製造的轉折，幷與中國的文化變革同步。
新加坡感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媒介包括文學作品的鼓動、語文教材的使用、報刊文字的傳播，但其中雙方人員的流動，也是重要的渠道，直到現在，仍爲人津津樂道。
而少有人知的是，新加坡人也曾在五四運動有所貢獻。從新加坡回中國求學的何葆仁，五四時作爲復旦大學學生領袖，積極發動和參加上海學生運動，擔任上海學生聯合會會長，幷被選爲全國學生聯合會副會長，後來在1925年回返新加坡，曾任教華僑中學，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直至1978年病逝。
五四運動，無論是中國的思想界、文學界、藝術界，或是亞洲不同的華人社會，都從中各自汲取養分，在不同的時期發酵。而如今，檢視五四與新華知識分子的淵源，在新加坡正將自己放置在辛亥革命等華人社會運動的整體變革圖景之中的背景下，亦有特殊的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