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內亂”初期選擇了林彪
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林彪的地位開始急劇上升。他先是靠毛澤東的信任和栽培，以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身份，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後又利用“十年內亂”，篡黨奪權，被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確立為新的接班人。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正是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克服困難、共渡難關的時候。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卻別有用心地大肆鼓吹“個人崇拜”，宣揚“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搶占“高舉”、“緊跟”的制高點，開始了名曰樹別人、實際上樹自己的現代造神運動。1959年9月，林彪剛剛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便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了他“創造”的所謂學習“捷徑”和“竅門”。他說：“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在1960年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用不著系統地學，主要是背若干警句，“我們不要背那麼多，背上那麼幾十句，就差不多了”。本來，中國共產黨歷來提倡和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號召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用以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並在新的實踐中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不斷推向前進。而林彪宣揚的那一套“走捷徑”、“找竅門”、“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顧革命導師論述問題的歷史條件和客觀環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但是，由於林彪打著“高舉”、“緊跟”的旗幟，因而即便是對林彪的做法持不同意見的領導同志，也不便明確地提出反對的意見。“九一三”事件後，據中共中央組織的“林彪反黨集團專案組”從北京毛家灣林彪家中查獲的大量材料中發現，林彪、葉群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筆記、卡片和藏書中寫下了許多真實反映林彪大搞個人崇拜動機的筆記。例如：“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三不”、“三要”原則：“（1）不干擾人之決心（免己負責）；（2）不批評（免爭領導之嫌）；（3）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出主意，勿倒行逆施。”“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台。”“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才不可露盡，氣不可使盡。”從林彪這些反映內心真實動機的言論可以看出，林彪根本不是在倡導“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現代登龍術”。
“十年內亂”開始後，林彪與江青合謀，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整死了彭德懷、賀龍，整殘了羅瑞卿，把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糾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組成了一個以林彪為頭子，以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的反革命集團。林彪反革命集團時而與江青反革命集團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煽動“天下大亂”，鼓吹“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時而又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爭權奪利，上演了一幕幕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鬥的醜劇。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正確的政治原則、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遭到踐踏，黨內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唯一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當選為唯一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被寫入黨章。中共九大以後，林彪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直到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敗露後，乘飛機外逃，摔死在異國。
“十年內亂”中期選擇了王洪文
“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大病了一場，從此身體日漸衰弱，進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體弱，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選擇了38歲的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出身農民，當過兵，務過工，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懷著個人野心扯旗造反而“嶄露頭角”，逐漸成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主要負責人。以後，又由於緊跟張春橋、姚文元發動所謂的“上海一月風暴”，搞亂上海而聞名全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本來對青年學生寄予希望，然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來認為“天真爛漫的紅衛兵小將”一個個成了不聽招呼、專打“派仗”的“混世魔王”，於是又寄希望於工人造反派。這樣，從上海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工廠出來的所謂“產業工人的代表”王洪文便“脫穎而出”，受到了毛澤東的注意。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培養和鍛煉，王洪文由上海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工廠保衛科幹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要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逐漸被提拔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毛澤東曾經對他寄予厚望。從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先後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便在各種場合樹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動經驗。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一名英國記者作了如下評述：“38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75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八十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系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王洪文——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發跡、在中共十大上騰飛的“政治明星”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廣泛關注和評論。
然而，王洪文擅長的是“衝衝殺殺”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領，靠“造反”奪權、登上領導崗位後，平日裡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文件，經常和一班狐朋狗黨為伍，過著吆五喝六、呼朋喚友、吃喝玩樂、花天酒地的逍遙自在日子。初到北京時，他還能規規矩矩幾天，登上高位以後，哪裡過得慣整天開會、談話、批閱文件、一熬熬上一個通宵這種苦日子，天長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平日裡，王洪文喜歡吸高級香煙，喝高級名酒，穿高檔衣服，坐舒適的豪華轎車，喜歡開著摩托車沿中南海兜風，晚上坐著吉普車到飛機場的草叢中去打兔子，喜歡拿著高級釣魚竿在“釣魚台”釣魚，喜歡打撲克一打就打上半個通宵，整個一副舊上海灘十裡洋場“闊少”的模樣，就是不喜歡開會，不喜歡聽匯報，不喜歡批閱文件，自稱一讀馬列著作和書報就“頭痛”。
更為嚴重的是，在政治上，王洪文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了“四人幫”。毛澤東多次當面批評他們，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上海幫”，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毛澤東還當面告誡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幫’，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並舉了黨史上搞宗派都沒有好下場的例子。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王洪文陽奉陰違，執迷不悟，繼續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勾結在一起，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曾經幾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每次時間不長就被更換下來。實踐證明，他根本不具備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應當具備的治國安邦的基本素質，沒有能力擔當如此大任。別看在上海灘“衝衝殺殺”可以“一呼百應”，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一個泱泱大國負責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麼簡單的了。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黨和人民徹底粉碎，王洪文終於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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