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949—1976)》第4頁以整頁影印了這次座談會關於國歌討論紀錄的一頁。這一頁紀錄的頂端是“國歌”二字，是這頁紀錄的議題。以下緊接的第一、二行就是第一個發言:“馬敘倫:我們政府就要成立，而國歌根據目前情況一下子是制做不出來的，是否我們可暫時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以下是各位參加座談的同志表示讚同的發言。根據前引史料的記述，最後周恩來、毛澤東同意、拍板。兩天以後(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1949年10月1日，舉行被後世稱為開國大典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毛澤東主席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著，毛主席按動電鈕，在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雄壯旋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刻起光榮誕生。《義勇軍進行曲》從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1978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修改了歌詞。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決議恢復《義勇軍進行曲》原歌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馬敘倫在1949年9月25日的座談會上首先提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這在一些史傳(如盧禮陽著《馬敘倫》)中曾經提到(但該書敘述此事時卻列入了未參加座談會的鄭振鐸、蕭三等，蕭三還在會上朗誦了《國際歌》，應是誤記)，現在《毛澤東傳(1949—1976)》以確切的史料證實了此事。在此之前，對首先提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有各種說法。如《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就有標題為《徐悲鴻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的三四千字的一段記述(作者彭光涵)，描述9月25日那次座談會討論國歌時，“在各位代表苦思而無良策之際……徐悲鴻站起來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麼樣？’”此後就是對徐悲鴻醞釀此事的大段描寫，說明他“正是帶著這樣的激情去到中南海，並在座談會上毫不遲疑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大開國記錄》(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在“畫家徐悲鴻為國歌出了個好主意”的小標題下記述:“毛澤東親自跑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員、第六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顧問以及各界人士座談國歌之事。座談會一開始，並沒有出現熱烈場面，沒人發言。”“當會議正在冷場的時候，一位個兒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來發言了。他說:‘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麼樣？’他就是……徐悲鴻。”現在，從《毛澤東傳》發表的當時的座談會記錄看，徐悲鴻是出席了座談會，也是讚同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的。紀錄稿上他是在馬敘倫建議後第四個發言，紀錄稿所記他的發言是“該進行曲只能暫代國歌”。
我在1994年寫的《民主促進會和人民共和國》文中介紹了1949年10月9日下午政協會議上馬敘倫以及許廣平提出應把10月1日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建議後說，“馬老和許老當時是人民政協委員，也是人民政協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代表。馬老和許老在政協會議上的這個提議，當然不僅僅是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他們關於國慶節的提議反映了幾億人民的意志，反映著歷史發展的規律”。對於馬敘倫建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我以為也應作如是觀。更重要的是，關於國歌的座談會，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和民主黨派以及政協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國是、共籌大計的真實場景，反映了民主黨派人士精誠建言、反映了毛澤東、周恩來在建國大計上採眾議、納嘉言的民主作風和寬廣胸懷。
鏈接:
1934年冬，田漢寫出了名為《鳳凰的再生》的文學劇本，交給“電通”公司的孫師毅。不久，田漢被捕入獄，“電通”公司決定請孫師毅把田漢的文學劇本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孫師毅徵得田漢同意，影片改名為《風雲兒女》。在處理主題歌歌詞時，將原詞第六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改成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當時，聶耳正準備去日本，得知影片《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向孫師毅、許辛之要求譜曲。不久之後他就從日本寄回《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譜。後由賀綠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隊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配器。隨後就在影片《風雲兒女》中使用。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後經歷歌詞修改、恢復，最終于2004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來源：人民政協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