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針對開始趨於嚴重的，相關國家和中國的南海、東海爭端，鄧小平提出“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為緩解爭端給出了有效的途徑。這是非常務實又充滿政治智慧，因而必將切實可行的方針。雖然在過去近二十年中，這一方針沒有被相關國家接受，更沒有得到貫徹、落實，但隨形勢的發展變化，出現了接受和貫徹、落實這一方針的有利時機。十分重要的是，二十年來中國綜合國力持續、較快增強，國際地位和作用不斷提高，不僅在亞太地區，而且在世界上都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不僅中國的主張和方針具有了遠遠超過二十年前的影響，而且相關國家都高度重視與中國的友好合作，從而為接受、貫徹、落實上述方針提供了有利條件。更重要的是，經過二十年的發展，為中國和平發展服務的，和平外交政策已經趨於成熟，內涵日益豐富；上一世紀九十年代末，提出並執行“以鄰為伴，以鄰為善”的處理與鄰國關係的原則；本世紀初開始宣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2005年提出並貫徹落實“世界各國攜手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理念。這些充分體現了中國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的立場，以及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不搞軍備競賽，堅持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和地區熱點問題，等等。中國的這些政策和理念，已經在世界上受到越來越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對和平發展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積極影響。可以肯定，堅持這些政策、理念，必將有利於東海、南海爭端解決。
2010年以來，日本、越南、菲律賓，分別在東海和南海爭取了一系列行動，力圖鞏固並擴大他們對海域、經濟專屬區和島礁的佔據，對海洋資源的佔有、開發。這些行動明顯加劇了東海、南海的緊張局勢，直接損害了中國海疆的完整，而且勢將對相關國家與中國的友好合作帶來重大不利影響。針對相關國家的上述行動，中國進行了相應的有效反制，不僅維護海疆的完整，而且為最終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創造必要條件。2010年以來的事態發展表明，相關國家和中國的東海、南海爭端還將繼續存在，其解決殊非易事，和平解決則將更為遙遠、更為困難。但同時，2010年以來的事態發展再次表明，和平談判是解決爭端的唯一有效途徑。不進行和平談判，爭端就將一直存在，而且有著一再激化的可能。儘管如此，中國對於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東海、南海爭端，始終保持期待，並將始終為之積極努力。
作者是《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