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轉型期國家的執政黨，中共過去30多年來一直高扛改革大旗。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斷重新審視和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十六大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朝市場化方向邁出大步。四大國有銀行改制上市、資源型產品價格改革、匯率制度改革都取得明顯成效，利率市場化也於今年“破冰。”與此同時，政府在擴大免費教育覆蓋面、加強城鄉醫療和養老保險等公共服務領域的進展引人注目。
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高路易說，更清晰地劃分政府和市場的角色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尤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應儘早推進的改革之一，因為在這上面花費的時間越長，改革的難度就越高。
在他看來，中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大關鍵是要提高生產率，推進創新和產業升級，另一大關鍵是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團對政府和政策施加不正當的影響。
上述兩者都要求讓市場而非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作用——這一點對減少利益結構對深化改革的潛在阻力而言意義尤為重要。
劉培林認為，在推動創新的問題上，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效果也不如由市場支配下的大量分散主體配置資源來得好，“創新是對未知世界的試錯，參與試錯的主體越多，則試錯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十八大代表、雅安市委書記徐孟加認為，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關鍵是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是要修正市場機制的不足，而不是過多干預。
“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是靠權力來分配資源，這樣很容易滋生腐敗。而現在是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在雅安，幾乎所有的資源比如土地、礦產、水電都已經實現了拍賣和招標，能由市場決定的都由市場決定。”他說。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十八大代表、三亞市委書記姜斯憲說：“這次十八大報告再次突出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是很贊成的。”
他認為，近年來中國利用自己的制度優勢和政府調控解決了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能難以解決的某些問題，但也應注意過度調控可能留下一些隱患。
劉培林說，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非中國獨有的問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就與發達國家未能很好處理這兩者的關係、過於放鬆金融管制有很大關聯。但中國發展階段較低，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側重點與發達國家有所不同。
“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不是簡單的政府職能削弱、強化市場功能，而是兩者職能的重新界定，市場要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和社會性監管方面做到位。”他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