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週末》當時的報道，他還主動憶起家史，“在‘文革’的時候，我的家庭飽受風霜，我爺爺一生坐了22年牢，我的父親當時才17歲，也坐牢5年，我的媽媽當時才八九歲，一出街頭就要被人辱罵。我也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奶奶，因為在‘文革’時候就被打死了。所以好多人只看到優越，看到好的，沒有看到磨難……”
薄瓜瓜的父親薄熙來對‘文革’也有過一段公開的回憶。1993年在香港舉行的大連（香港）經貿合作洽談會上，一位記者問他，“薄先生，你的父親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長，是不是並非主要因為政績，而是沾老子光？”
薄熙來答：“我不否認‘沾老子光’，而且還樂意告訴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終身受益！當我還是個正在認識社會和人生的中學生時，因為家庭牽連，我被關進了監獄。5年的監獄生活，使我經受了磨難，鍛煉了意志，學會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對一個社會是多麼重要，溫飽、自由、尊嚴對一個人是多麼重要。”
牛津的年輕人
薄瓜瓜1987年12月17日出生，因父母在大連工作較忙，所以從小就被送到北京的姥爺家，由四姨帶大。根據《魯豫有約》的介紹，薄瓜瓜的姥爺穀景生是老一輩革命家，所以瓜瓜“從小就有英雄主義的情結”。而薄瓜瓜在現場採訪中則形容自己的完美主義傾向是一種“潔癖”，“一幅畫在墻上掛歪了一點兒就特別不舒服，一定要扶正了，看錄像帶有一節沒看到就要從頭看起，直到最後‘哢嚓’一聲結束，不然就不完整了……（這習慣）把我累得不行了，現在好多了，更自然一點了。”
在薄瓜瓜就讀的景山學校，他當年的語文老師說，瓜瓜在班裡不是最用功的，但屬於會學習的那種孩子。薄瓜瓜在景山學校讀到初一，然後退學去了英國，就讀於一所名為Papplewick的私立預科學校，後來又考入著名的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對於退學留洋的決定，《魯豫有約》的旁白解釋是為了回避家世背景帶來的影響，而薄瓜瓜本人接受《青年週末》採訪時則說，“我壓力不大，放學以後就沒事了，心裡感到有點‘空’，不滿足。爺爺說過：‘花盆難養萬年鬆，有志氣的孩子要敢於闖一闖。’我想，自己為什麼不能離開這個環境到外面闖一闖？”
於是母親谷開來帶著他，開始在英國幫他補習英文。“那時比較苦，吃、住、行樣樣成問題，沒有任何人幫忙，幾天就要換個地方住。記得有一次，媽媽領我去一個新住處，又小又暗，條件特別差，我一進屋就說：‘這不是貧民窟嘛！’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後來我對自己的態度特別後悔。”
谷開來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律師，1997年幫助中國企業作為原告在美國法庭上打贏官司，轟動一時，後來還成書一本，名為《勝訴在美國》。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3年後，她把業務向英國開拓，正與薄瓜瓜求學英倫同時。她常用的英文名Horus，來源於古埃及神話中鷹頭人身的法老守護神荷魯斯，象徵著王權。
根據各自官方網頁，Papplewick和哈羅公學一年的學費分別約為22400英鎊和30930英鎊（作為參照，牛津博士後年薪稅前約三萬英鎊，教授約五萬出頭，普通醫生約五六萬），《留學生》雜誌2009年一篇文章介紹，哈羅有著四百多年歷史，由於招生人數有限，加之哈羅公學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爺爺和父親曾在此就讀的孩子，會被優先考慮錄取，無形中又增加了入學難度，因此很多英國父母在孩子一出生時，就為其報名排隊。《衛報》報道說，英國人尼爾.伍德（Neil Haywood）曾對人聲稱，他幫助安排了薄瓜瓜到哈羅公學就讀——尼爾.伍德出生於1970年，曾在哈羅公學就讀，1990年代初前往北京學習中文，後與朋友在大連開了一家顧問咨詢公司，以幫助外國公司進入與調研中國市場。
“英國社會階層很明確，哈羅、牛津PPE都是給保守派準備的，”關夏說，“哪個工黨議員的小孩敢上這種私立貴族學校，會被選民罵死，他也就不要想當議員了。”所以，“英國人民要知道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小孩上哈羅，會嚇死的……”頗有趣的是，後來在牛津，薄瓜瓜還加入了一個名為保守派聯盟的社團（OCA，即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成立於1924年，當時是為了應對首次在英國執政的工黨政府，2009年之前，它是一個獨立的學生政治組織，2009年9月，通過不記名投票，OCA並入保守黨青年運動（Conservative Future），成為英國保守黨的青年分支。
2009年的北大演講，曾有男生打破規矩，直接向薄瓜瓜喊話：“請問你是共產黨員嗎？如果不是，你信仰共產主義嗎？”
薄瓜瓜笑著回答說：“我暫時還是無黨派人士啊。不過說共產主義，我要看你定義什麼叫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精神我當然是完全贊成，我完全是跟隨著共產主義精神的，但是具體從一個社會哲學、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什麼叫共產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什麼叫列寧主義，這些都是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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