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編制和授田之法的最終目的,在於驅民為戰,對外擴張,而商鞅變法中實行的軍功爵制,則是軍事組織動員的強心針。1975年出土於湖北雲夢睡虎地的秦簡中,亦有《軍爵律》兩條,分別規定了軍功賞賜的具體政策,戰場得敵人首級一,就能賞爵一級,為五十石之官;斬兩首者爵二級,為百石之官……可謂簡單直接,通曉民心。軍功爵制的推行,也有力促進了秦王國的社會轉型,使得周代貴族賴以維繫統治的“禮樂”教養更加失去了意義。發達的軍事組織與官僚制度之間,有著天然的親和與互相促進性,使得萬民在一條統一的起跑線上接受自上而下的統一指揮,協調行動。
隨著變法各項措施雷厲風行地推行,秦國的國力迅速增強,東進拓疆,建立霸權成為孝公和商鞅關注的核心問題。東進,就必須徹底摧毀秦的宿敵魏國,也許在商鞅內心深處,他一直沒有忘記魏惠王對他的冷落與忽視,而讓魏國付出霸權旁落、疆域縮減、軍力被毀的代價,則是最好的復仇。他游說秦王說:“秦與之魏,譬如人之有腹心患,非魏並秦,秦即並魏。”公元前354年,趁著魏趙大戰邯鄲之際,秦軍東進,元里一站大獲全勝,斬首7000,奪取了少梁,這是秦自商鞅變法以來取得的第一次外戰大勝。兩年後,商鞅晉升大良造,再次趁著魏國爭霸中原,無暇西顧之勢,率大軍穿越河西,奪取了魏國的舊都安邑,並進而攻陷魏國防秦重鎮固陽。
曾經輕視商鞅的魏惠王,終於嘗到了悔之莫及的滋味。公元前344年,他派出使節前往宋衛鄒魯等國之間,試圖建立聯盟,集各國之力聯盟伐秦。然而,這次表面上聲勢浩大的反秦聯盟,卻被洞悉魏惠王心理的商鞅輕鬆破解。他告訴孝公:獨立抗擊聯軍是下策;請齊楚等與魏國有隙的東方大國發兵來救,是中策;上策則是先以利害分歧破魏組織的反秦聯盟,再設法令齊楚等國自行伐魏,這樣秦國不僅自身無損,還可以再次趁魏國交困之際出兵收複河西之地。魏惠王居然在親身涉險的商鞅游說下,吃下了秦國支持自己稱帝這枚空心湯圓,計劃聯合燕國伐齊楚,興衝衝地“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閉門過起了皇帝癮,結果引發東方六國眾怒,先是在桂陵之戰中敗給齊軍,喪師10萬,又被商鞅率秦軍趁火打劫,大將公子卬被俘,失去了河西之地。
凱旋而回的商鞅,達到了其事業與威望的頂峰,秦孝公親去東郊迎接凱旋之師,同時兌現了自己“有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的諾言,將商鞅“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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