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是勇敢還是耍賴？
先來說希臘方面。筆者在今年1月齊普拉斯勝選時，就已經分析過，在經濟過於艱困時，民意會走極端，直接票選制度會堵不住甚至加速“極端勢力”上台的機會。而這個“極端勢力”上台之後，自然會有各種極端的做法，來無所不用其極地去維護他所代表的極端民意。
在這種艱困的局面下，在人民不得不吃大量苦藥的情況下，政府問計於民，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西方實行代議制，除了表達“主權在民”的第一位理念之外，就是表達對代表們的期望與信任——希望他們能比民眾本身更理智，更能顧及國家民族的長遠根本整體利益。齊普拉斯的這種做法，卻像是鼓勵孩子們去玩火。最後燒得最慘的，無疑還是孩子本身。這種制度下，政府真的就是孩子們的代表、最多是班長，而不是家長。
有人會說，希臘投票的公民都是成年人，他們不是孩子。但是成年人集體做的決定就一定正確嗎？具體到希臘的場景，在危機發生以前，這些成年人怎麼可能理智地、先知先覺地拒絕政府為了獲取選票而向他們提供的種種糖衣炮彈、慢性毒藥（指過度的福利）？而現在他們又如何可能心甘情願地咽下那麼多苦藥？居然還讓他們自己投票，決定咽不咽這些苦藥？！
在我看來，恐怕是災難還不夠深重。一直要到真的大難臨頭（局面無法收拾）之時，希臘人中說不定會出現（不一定是選出）一個鐵腕人物，迫使人民把苦藥咽下去。當然筆者也希望，彼時的歐盟應當盡量配合，讓那些苦藥外面的糖衣也盡可能地厚一點。因為把病人苦死，也的確不是歐盟的利益所在。
現在我們來說歐盟方面。首先，不能說歐盟方面在這個談判過程中，就做得仁至義盡。如果今後的發展是歐盟做出更大的讓步，把希臘留住，那它為什麼不可以早一點做這些讓步呢？現在，各種“極端勢力”會以此為榜樣，一次又一次地要挾歐盟核心做出讓步，直到哪一天，讓無可讓，歐盟就可能走上瓦解之路。
歐盟走到今天進退兩難的境況，當然是有很多難以逆料的客觀原因。但歐洲各國現行的制度，冒不出那種深謀遠慮的人物，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呢？（或者說，在今天的歐洲，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物了呢？那當然就更悲哀了。）本質上，至少絕大部分歐盟國家的選民和希臘人差不多，面對糖衣炮彈、慢性毒藥未必就有免疫力。比如2010年冰島曾公投決定賴債，好在國家小，迄今也沒有混死……
歐盟各機構領導人的遴選過程各不相同，在此不一一詳述，但許多都是從各國政界產生的，因此各國如果選不出優秀領導人，歐盟機構的能力也可想而知了。（當然，也有些崗位，候選人主要來自財經界、軍界或技術官員，受影響會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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