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來說，足管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副主席張劍是國家體育總局正司級幹部，現在他面臨兩個選擇，一是離開中國足協，國家體育總局為其安排工作，二是選擇在中國足協任職（暫時失去正司級幹部身份），其檔案由國家體育總局封存。”國家體育總局相關工作人員在解讀《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時告訴記者，“總局下了很大決心，做了很多工作，希望在體制改革層面‘破冰’，試驗點就是足管中心，足管中心以前是行政化的代表，現在改革只留中國足協，不要足管中心，這是響應政府部門轉變職能的切實做法。”
今天中午，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正式公布了《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以下簡稱《調整方案》），其中“撤銷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理順中國足協與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的關系”“改革完善中國足協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中國足協財務資產管理制度”和“明確中國足協開展對外交流合作有關權限”等幾項關鍵表述，被外界視為“中國體育體制改革”的第一步。
“足管中心”年內摘牌
“改革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指望中國足協明天就和體育總局撇清關系完全不現實。以今天這次會議為例，在‘中國足協與體育總局脫鈎’的描述中，‘撤銷足球運動管理中心’里面有一句話，‘實現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由事業單位向社團常設辦事機構（中國足協秘書處）的轉變，轉變完成後，適時撤銷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并核銷相關事業編制’，其中‘適時’兩個字是經過很長時間討論才確定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最初“脫鈎”方案中有“明年撤銷足管中心”的表述，但相關專家經過摸底和調研後，認為“撤銷足管中心”的時間點很難確定在今年年底，“可以肯定的是，明年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不在中央行政預算範圍內了，但是具體什麼時候真正摘牌，也許很快，也許要等到年底，這要看接下來大家執行‘脫鈎’方案的力度。”
以今年2月國務院正式出台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為依據，今天下午，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以及總局黨組全部成員、17家參與足球改革部委相關人士、足管中心全體幹部職工和各地足球系統的代表，參加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工作會議”，劉鵬在會上明確提出，“中國足協將與體育總局脫鈎，中國足協依法獨立運行，在內部機構設置、工作計劃制定、財務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國際專業交流等方面擁有自主權。”
盡管此前足管中心工作人員并未見到《調整方案》全文，但大家對“保留中國足協，足管中心撤編”的說法并不陌生，而足球管理領域“兩塊牌子一套班子”長期共存時代的結束，亦代表被球迷期待已久的“管辦分離”，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十年頑疾等來對症藥方
“管辦分離”始於2004年，黑哨周偉新的明顯錯判逼迫北京國安罷賽，7家中超俱樂部由此發起“G7”倡議，要求足管中心“將聯賽還給投資人”，但中國足協的“懷柔政策”，最終讓俱樂部忍氣吞聲，中超公司於次年成立，開始承擔部分聯賽運營功能。中國足球界第一次認真考慮“管辦分離”的可能性以及操作性，是在2011年，結果又一次無疾而終——2010年在中國足壇反腐掃黑後出任足管中心主任、中國足協副主席的韋迪上任之初志向遠大，他希望在自己任期內完成“管辦分離”方案，力促聯賽健康發展，扭轉國家隊外戰的糟糕形象。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韋迪多次在足管中心內部推行“管辦分離”觀念，2012年，韋迪甚至因“管辦分離”進程極為緩慢，在足管中心內部會議上發了火。後據與會人員向記者透露，彼時“管辦分離”無法推行的主要障礙，在於人事制度而非工作人員的態度，而“中超公司”全面接管聯賽，已經可以算是“管辦分離”的巨大成果。
“以後只有中國足協，沒有足管中心，足協也要和總局‘脫鈎’，這是改革的大勢所趨。”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說，“對於‘脫鈎’所涉及的職能劃分、人事、財務、資產、外事等方面措施與政策，包括中國足協的五大自主權，我們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論證，并與國務院相關部門反複討論，確保了《調整方案》的出台”——按照劉鵬局長的說法，國家體育總局希望將《調整方案》作為試驗田，以此推動單項體育協會改革進程。
上世紀90年代末運動項目管理體制改革，中國逐漸形成體育總局項目管理中心與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共存”的特有體制，這一體制也隨之成為我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央巡視組向體育總局反饋巡視意見時明確指出，“總局政、社、事、企合一的管理體制形成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權和行業壟斷權，管辦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大政府、小社會’現象突出”，而這正是管理中心與協會共存的最大弊病。
目前，由體育總局主管的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有72個，其中奧運項目協會33個，總局以運作結構最為複雜、牽扯範圍最為龐大的中國足球作為改革試驗田，其難度不言而喻。
誰來打造“中國好足協”
更何況，這次中國足球是在國家隊屢戰屢敗、自2002年後再也未能出現在世界杯舞台的背景下，再次成為改革試驗田，其意義與1992年“紅山口會議”大不相同——1992年中國足協在北京西郊紅山口（原八一足球隊駐地）召開工作會議，確立了中國足球“由專業體制向職業（半職業）體制轉變”的改革方針，根據這一精神，中國足協在1994年推出甲級A組職業聯賽，以俱樂部為主體的參賽形式徹底取代了以省市體工隊為主體參賽的全國足球聯賽，找到冠名贊助商的甲A聯賽自此成為中國體育範疇內第一大職業聯賽，盡管20年過去，中國足球在職業化道路中細節部分仍有極大欠缺，例如“服務意識”與成熟足球聯賽相比差距巨大，但其“第一聯賽”位置毋庸置疑，因此，“紅山口會議”對於中國足球的推動效果，可以視為中國體育改革成功之作。
然而，“紅山口會議”的前提，是當時中國足球界上下對於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從官員到教練再到隊員對於“職業聯賽”并不排斥，第一年聯賽結束，教練、球員年收入數倍翻番的豐收景象，更奠定了“職業俱樂部”發展的基礎——從這一角度分析，今天下午助推“管辦分離”的“脫鈎”動員會，其實質意義并非體育界主動所為，而是在國務院高壓態勢之下給出改革方案，因此有中國足協工作人員（非國家體育總局事業編制身份）表態“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在國家體育總局層面，“足管中心”撤編是推動運動項目管理中心與項目協會剝離的標志性事件（奧運爭光項目不在此列，足球屬試點特例），但在不少球迷看來，“足管中心”撤編并不能滿足他們對中國足球的期盼。在一家專業足球網站的討論區，球迷討論的焦點是“中國足協誰來當家做主”，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應當由足球專業人士擔當此任”，“原來的足管中心領導現在一下子都變成中國足協領導了，沒過幾年這些領導可能又要跳槽，這是體育總局改革，不像是中國足球改革，我很難相信同樣一批人離開體育總局就能管好足球”，網友小歌的評論得到大批“點贊”——事實上，大多數球迷并不在意“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抑或是“中國足協”來管理中國足球，他們只關心“誰能管好中國足球”。
“按照時間表，今年年底中國足協要召開代表大會，大會的一項議題就是改選足協的領導機構，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當然願意參加選舉（競選中國足協主席）。”現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說，“不過，即使是參加競選，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被選上，但中國足球已經邁出了改革路上實質性的一步，我相信，每個人都會為中國足球更好的發展做些實事。”（來源：中國青年報 本報記者：郭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