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鄧力群同志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從1952年10月起，鄧力群同志調到中央部門，參與和承擔了黨中央交辦的許多重要工作。他參與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起草，為黨中央機關刊《紅旗》的成功創辦和順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他參加整理毛澤東同志部分重要講話、談話和批示，為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宣傳毛澤東思想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負責《劉少奇選集》的編輯工作，參加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修改完善。鄧力群同志注重向實踐學習，深入調查研究，參與“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和《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關於市場和物價問題報告》《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等中央文件的起草，為調整國民經濟、克服上世紀60年代初期經濟困難作出了貢獻。在“文化大革命”中，鄧力群同志受到嚴重衝擊和迫害。
1975年7月以後，鄧力群同志恢復工作，積極投身全面整頓，參加起草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工業二十條”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重要文件，反映了鄧小平同志的思想主張和全面整頓的工作路線。粉碎“四人幫”後，他積極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提出必須在我國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等觀點，對破除當時的思想禁錮、推動思想解放起到了積極作用。他積極貫徹中央的正確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為恢復和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為理論工作者和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領導幹部，他積極投身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引發的思想解放運動，為我們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在分管中央文件起草和調查研究工作期間，他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為新的歷史時期中央決策提供了正確政治服務。在撥亂反正中，他多次發表理論文章，正確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思想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以及其他領域的調整整頓、撥亂反正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持。特別是在農村改革中，他領導起草中央有關重要文件，倡導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推動我國農村改革進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參與組織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的通過，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分管黨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期間，鄧力群同志積極宣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宣傳黨的基本路線。他組織選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參與選編《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高度重視《鄧小平文選》的宣傳和學習工作，組織理論研究部門開展研究，撰寫了一大批高質量的理論文章。組織選編《陳雲文選》。他十分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組織了“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推動形成了城鄉精神文明建設的熱潮。他還參與整黨工作，組建當代中國研究所，主持編撰《當代中國》叢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鄧力群同志退出領導崗位後，仍然關心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擁護、支持黨中央的領導，關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鄧力群同志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熱愛，始終以黨和人民事業為重，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奉獻了全部精力，值得我們銘記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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