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文武治世
思想禁錮與科舉誘惑並行
從康熙至乾隆，一般認為是清朝的繁華盛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其實文人的生活還存在許多恐慌的情態，文字獄就是一個顯例。清代像呂留良案、莊鋌龍刊刻明史案這樣的文字大獄，據統計共有88起。其中，順治朝2起，康熙朝2起，雍正4起，其他統統發生於乾隆朝。其他小的文字之獄，更是多如牛毛。這裡可以舉兩個例子：
一是“字貫案”。這個案子算不上文字大獄，講的是江西人王錫侯，因縮編《康熙字典》成《字貫》一書遭到告發。最後查出不但擅改禦編，而且將皇帝的廟諱直行排下，犯下叛逆之罪，被抄家、殺頭，全家大小二十一人均連坐，或處死，或充軍。有一份抄家清單留了下來：“住房十間半，連磚瓦基地等項，共估值銀三十六兩六錢。門首空地一段，估值銀三兩六錢。魚塘一口，估值銀一兩二錢。屋後菜地一塊，估值銀十二兩五錢。竹木床、凳、盤、桶、箱、櫃、錫鐵瓷瓦、零星物件等項，共估值銀六兩九錢六分一厘。穀一石五鬥，估值銀七錢。小豬一口，估值銀三錢二分。雞五只，估值銀一錢五分。”所有家當加起來，還不過六十兩，十分可憐！
二是“投書案”。山西臨汾一個迂腐而有些腦子發瘋的秀才馮起炎，同時看上張三姨媽和杜五姨媽兩家的女兒，但根本無力婚聘。得知乾隆帝將到泰陵拜謁，竟帶著能顯示其才學的《易》《詩》二經注解文稿，攔駕投呈，希望君王助其得償所願。不料，被官役拿獲，被從重定罪，流放外地。
那時文人招惹的文字之禍，正如魯迅所講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命運大概很悲慘，不是凌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
當然，清王朝對於知識分子總體上持籠絡之態。畢竟，龐大的國家需要從科考之途上攀升成功的精英分子，充實到各級行政機構中。而科舉考試的成功，給當時讀書人的誘惑確實極大。不少人痴信，唯有通過科舉的成功，才能達到人生的終極目標。
科舉興盛下的儒林人生，就如乾隆年間吳敬梓完成的《儒林外史》所描寫那樣，是複雜多樣的。一般而言，讀書人只要考取生員（秀才）的資格，家中就可以免掉一定比例的丁糧稅，且政府提供廩膳銀（生活費）。各地還設有專門的學院、學道、學官負責他們的科考應試工作，衙門官吏也要對他們以禮相待。乾隆皇帝甚至規定，只要擁有生員、貢士、舉人的功名，還可以免掉雜色差徭。但如果一生與科考成功無望，就很有可能跟蒲鬆齡一樣發出悲嘆：“世界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是下流。”
總之，清朝剛剛建立的順治皇帝期間，亟需撫平戰爭創傷、推展休養生息政策。康熙朝延續這一政治主線，同時注重文化上的調控和籠絡。到雍正時代，王朝情形基本穩定，基層社會吏治的整頓開始被提到更重要的層面，不僅給各級官吏提供養廉銀，而且頒布 《州縣事宜》，加強地方行政工作。此後的乾隆朝，在長輩們的精心經營後，總體上處於文武治世的狀態，天朝自大心理漸漸滋生和膨脹，已有停滯之態。這種盛世之末的感覺，之後逐漸成為現實，令後人不禁感慨。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歷史系。本文根據東方講壇·文化中國主題系列講座速記稿整理）
（來源：解放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