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賈敬龍不該殺”的法學界人士認為，北高營村委會強制拆遷沒有法律依據，是違法拆遷。它侵犯了賈敬龍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激起了賈敬龍報仇殺人的心思。清華大學法學教授何海波說：“一個違法的私力強制引發了一個惡性的私力複仇，這是整個故事的要點。”法學博士陳靄婧認為，此案不該頂格量刑，“如果直接頂格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既絕了被告人向善的可能，又昭示向善的無用”，并不利於恢複鄉村秩序。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劉紅，最初因為從網上看到賈敬龍的一首詩，而對這名殺人犯有了同情心。詩中寫道：“人生一世草一秋，悲軀屈膝男兒羞；既有舍身取義志，何懼此刻性將休。”她在走訪了北高營村，與賈敬龍家人、律師、前女友交談之後，認為賈敬龍“重情重義、酷愛生活、細膩知理”，強烈呼籲賈敬龍罪不至死。而賈敬龍在庭審的陳述中，描述了自己的溫柔細心和“小富即安”的生活願望，正是他激起輿論同情的重點所在。
賈敬龍說：“我溫文爾雅，熱愛生活，珍惜生命，我有太多生活雅好，我綉十字綉，我種的花有100多盆，在北高營算養花第一人了，哪家小孩得了脖疹都來找我要仙人掌。可以說別看我醜，其貌不揚，但我絕對外粗內秀。了解我的親人朋友都曉得，我長這麼大沒和別人打過一次架，沒敢殺一只雞，然而正是我這樣柔弱的人了結了何建華，而且堪稱驚濤駭世，驚濤是人們驚詫原來兔子急了真咬人，駭世是因為涉及兩個敏感區域，一個是村支書記，一個是拆遷。”
賈敬龍對自己熱愛生活的描述，特別能喚起城市語境裡人們的共鳴。這也正是他在輿論上獲得許多陌生人支持的原因。從賈敬龍的陳述來說，他熟悉網絡語言，知曉村委會無權強拆，當他的權益得不到保護時，他已經不能像父親那一代農民一樣隱忍。他在某種程度上，被網絡上的陌生人看成是勇於反抗權威的底層，賈敬龍所在意的自己英雄主義的形象，在這些陌生人的群體獲得了肯定。賈敬龍在庭審自辯時提到，他殺掉村支書的案子，使得石家莊受人矚目，後來進到看守所的人，提到此案也非常贊賞，只是他不好意思“承認是在下幹的”。
像賈敬龍這樣的“80後”，身份上雖然是農民，但是他們基本與土地勞作失去了聯系。網絡社會使得他們獲取的信息與塑造的價值觀，與城市人幾乎一樣。網絡帶來的扁平世界，也同樣在縮小城市與鄉村人在認知上的差距。所以不管村委會或是村官，在他眼裡如果不符合法律，并沒有任何可以束縛他的權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