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5日電（記者 徐夢溪）記者按：隨著世界局勢變化和中國國的力增強導致我國在全球治理角色中的改變，復興中華文化成為當下有識之士的普遍關注。由於台灣在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中有著特別的意義，兩岸各方如何攜手也成為復興中華文化過程中的重點。
正逢第二屆中華文化論壇舉行前夕，中評社記者專訪著名道家文化學者陳鼓應。陳鼓應在1935年生於福建，成長於台灣，曾任台大哲學系教授。後因積極參與台大學生運動和保釣運動，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被解聘。1979年赴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任研究員，並一度被禁止入台。1984年前往北京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
由其撰寫的《老子注譯及評介》、《莊子今注今譯》已暢銷40餘年，成為人們研習老莊的經典讀本。他在中國哲學領域一直主張“道家主幹說”，影響日益廣泛。
陳鼓應雖有八旬，卻精神矍鑠，娓娓道來，向記者講述他對中華文化的情愫。他曾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開墾者，也因此生活顛沛流離。陳鼓應青年時所處的特殊時代讓他作為學者肩負著不一樣的責任，他不安定的生活經歷也讓他對傳統文化產生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鳴。
人文的啟蒙
我出生在閩南地區，媽媽在鼓浪嶼懷了我，所以陳鼓應的“鼓”與鼓浪嶼有關。
從有記憶開始，我就在長汀了，第一個記憶就是日本飛機轟炸。緊急警報一拉響，媽媽臉孔慌張，拉著我躲到郊區。緊急警報解除，我們回到街上，轟炸後的房子在燃燒，屍體散落在街頭。這個記憶後來影響了我參加保釣運動。
後來我們去到河田鄉，在那裡我開始讀四書。兒童時搖頭晃腦地背的這些內容，都在長久留在記憶中。它內化到心靈的深處，是不會被忘記的。
ﻩ 在我青少年期，四書不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是《封神榜》、《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晚飯後，哥哥們經常給小孩子們講這些書裡的故事，故事裡蘊含了很多儒釋道的哲理，不知不覺地滲透到我們的思想觀念裡。
家鄉生活最難忘的，除了過年，就屬清明節了。清明節我要從城裡回鄉掃墓。我們每天爬山、掃墓，在山上祭祖。小時候的這些生活經歷，讓那種祖先崇拜和人文情懷不知不覺地滲透到我的靈魂深處。
思想的兩次轉型
後來時局緊張，父親先到台灣經商，1949年我和母親、妹妹也遷去台灣中部生活。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了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讀了兩年，轉到台灣大學哲學系，後來轉中文系，所以文史哲我都涉獵過。
我主要的專業是哲學，課程是以西方傳統哲學為主，學習從宇宙論一直到中世紀和當代的西方哲學。西方哲學有著龐大的理論系統，但因為受到西方神學的影響長達兩千多年，理論經過層層推演，最後總離不開上帝的保證。但是，這一套理論系統不能說服我，最重要的是感覺和我的生命沒有交集。
後來我讀到尼采，尼采有濃厚的人文思想。他宣告“上帝已死（God is dead）”。同時隨著存在主義檢討西方文化傳統，社會思潮開始反思為什麼兩次大戰都發生在西方，這對我影響很深。
於是我有機會我進入到莊子和老子，然後再到先秦諸子，思想視野就被拉開了，對西方的諸多方面，特別是文化和哲學思想做了反思，而不是在西方的神本思想中論證上帝的存在。對比之下，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情懷，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千年延續，代代相傳。
70年代初期，保釣運動發生。那時在台灣有一個流行的口號，“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1972年，我被允許赴美探親。在美國的短暫時間裡，我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
ﻩ 那時我是以朝聖的心情赴美的。過去我憧憬那裡是自由民主的聖地，但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掠奪，美國電影卻透過藝術手法把他們描繪成壞人，把掠奪者變為正義的化身。
ﻩ 在加州大學的校園，我看到留學生放映南京大屠殺的影片。影片中，日本士兵一刀一刀地屠殺中國老百姓，讓我非常震撼。小時候的記憶一下湧上心頭，日本飛機轟炸，民族內憂外患，我們一直在逃難。我又想到曾讀過的近代史，過去，這段歷史在我的內心沒有共通感，但在這時，我才真正感受到，100年前的中國，被多國侵略的殘酷現實。
我看到美國的自我中心，我必須要像尼采一樣進行價值重估。然後，由民主到民族，由人權到主權，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
人生的轉折
蔣介石退守台灣後，整個政治格局一元化，黨政軍一統。政治運動上開始對他進行造神運動。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如果老百姓被認為思想有問題，都由軍方審判。戒嚴時期，台灣出台了《懲治叛亂條例》等特別法。
蔣介石還成立了孔孟學會，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原本倡導“孝悌”，這本來指的是一種家庭倫理，卻在這個時期通過政治手段，被轉化為“一孝之中忠於領袖”。於是儒家的忠孝之說被過度工具化和政治化，變成了極權統治、專制政體的護符。
我的老師殷海光先生曾寫文章說，“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政治神經衰弱症”等文章。殷先生是五四後期人物，50年代和雷震一起辦《自由中國》，發表意見。
殷先生對我影響很大，後來的保釣運動也激發了我的思考。台大大學論壇社舉辦兩次“民族主義座談會”，引起了台大校園內關於統“獨”之爭的議題，我的言論引起台當局的警惕，於是就發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
由於這一事件，我的學術生涯被中斷了十年之久，這段時間恰好促使我完成對老莊的注釋，後來到北大才重新開啟學術人生。
中華文化的特性
1985年，我夫妻有機會到歐洲。在那裡我發現，歐洲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密切結合，如果把歐洲的傳統文化去掉，這個地方就會被壓縮成一個平面。後來我又到埃及，看到金字塔，發現遺跡猶存，但創造這一輝煌的文化的人群已經消失了，埃及文字也在四千年前就死亡了。四年前我到希臘，在雅典衛城看到雄偉的建築物，但這些都被第三、四世紀的基督徒毀掉。
再看中國，在河南鹿邑太清宮聖母殿供奉著三位聖母，分別是老子的母親、孔子的母親和釋迦牟尼的母親。中國三教可以合一，但西方人信仰的三個宗教卻有衝突。
對比之下，西方人常把多元文化掛在嘴邊，但西方單邊主義的思維方式，可以追溯到文化、宗教和歷史的根源。正如美國理查·塔那斯（Richard Tarnas）在《西方心靈的激情》中講，我們時代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要尋回我們的根，要發現和整合我們時代種種歷史的淵源，回想當今世界和世界觀的一種深刻根源。
這本書最後的結論是要把西方文化帶回家園。他主要講西方歷史上一系列思想家和哲學家，都體現出男性中心和陽剛的性格。西方文化的男性中心帶來了剛暴的傾向和對外擴張主義，給人類帶來很大危機。以美國為例，它支持獨裁政權，還在全球布滿了120個軍事基地。
老莊主張“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兩個對立面可以相互轉化。他們強調我要站在你的立場看問題，你也要站在我的立場看問題，不能以自我為中心。
特別是莊子，他一直在反對個人自我中心，群體自我中心，國家、民族的自我中心。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到“物固有所然，物故有所可”，就是說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存在的理由，每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判斷以及道德理想，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可取之處。
我們要“柔”，不能唯我獨尊和剛暴。老聃貴柔，主張“天和”，“人和”，“心和”。孔子貴“仁”，認為“禮之用，和為貴”。全球化需要有“陰”和“柔”來互補。
創造出輝煌的中華文明的民族從殷周一直繁衍到現在，我們融合了不同的文明，正是因為沒有西方暴戾的文化因子。
“台獨”的自閉症
1971年，我在《大學》雜誌寫文章，引起蔣經國的注意，他接見了我，最後說了一句話，我現在還記得：“大陸的丟掉原因很多，教育沒有搞好是最重要的原因”。蔣經國的這句話對兩岸的現況有特殊意義。
1985年，我也受到鄧小平的接見，我們談了一個鐘。談完起身，他說，“我大你30歲，我今年80，你到我這個年齡，中國會有巨大的改變”。現在剛好是30年。
兩位同時代的長輩，無論是不是敵對，他們講的話都有劃時代的意義。
政治“台獨”和文化“台獨”是自閉症。兩岸現在可以往來很難得，不能受到少數人的自閉症和短視的影響。
尼采說過，如果歷史意識過濃，就會掩蓋創造的動力，但如果缺乏歷史意識，就會像阿爾卑斯山下的居民，思想和視野是那麼狹隘。所以，文化傳承一定要有史觀，我們上千年的歷史尤為珍貴。歷史是一個過去的現在，不能把歷史切掉，否則就是斷頭史，文化就被壓縮成一個平面。
台灣文化的基礎很好，這也得益於蔣介石的造神運動，獨尊儒術，台灣從小學到大學，受到濃厚的中國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台灣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包含中華文化，如果反對中華文化，就是反對自己。但所幸，文化的交流是堵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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