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率總部離開洪洞縣，向晉東南轉移。途中，突然與襲擊長治得手後又向臨汾出擊的日軍遭遇。這時朱德和左權身邊只有總部警通營的兩個連約300人，不及敵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但考慮到臨汾城駐有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部和大批居民，便決定冒險進行阻擊。這樣，數百名八路軍戰士在朱德、左權的巧妙指揮下，阻擊日軍一個旅團三天之久，為臨汾軍民安全轉移贏得了極其寶貴的時間。事後，衛立煌對朱德和左權率領的八路軍這種舍己救人做法稱讚不已。
2月下旬，日軍開始攻擊韓信嶺，衛立煌指揮部隊與敵人展開了又一場惡戰。一周後，日軍一路從左側包抄上來，衛立煌只得下令部隊從韓信嶺撤退，向中條山轉移。轉移途中，由於行蹤不斷被漢奸告密，衛立煌迭遭險情，幾遇不測。起初，衛立煌打算先向晉東南移動，以便與主力會合，可汾河上的橋梁全部被日軍炸毀，無法渡河。在進退兩難中，衛立煌派人要八路軍掩護。朱德知悉後，馬上派部隊在其東進的道路上等候接應，並命令部隊要不惜一切地保證衛立煌的安全，但部隊等了一天，不見蹤影。後來得知衛立煌已向北轉移，八路軍又向北跟進接應，在石樓一帶，才遇上被日軍剛剛衝散，情勢岌岌可危的衛立煌。
八路軍當即派一連人在白兒嶺阻擊日軍，與2000多敵人展開了血戰。日軍還調來飛機大炮向白兒嶺猛烈轟炸，都受到八路軍的堅決抵抗，寸步不得前進。已經脫離險境的衛立煌用望遠鏡觀察到這個場面，就問身邊的八路軍指揮員：“前面是幾個團？”答：“只有一個連。”他很惋惜地說：“那個連完了……”然而不多久，這個連不僅回來了，而且還牽著好幾匹馱著大米、罐頭的洋馬，自己僅傷亡20餘人。這使衛立煌非常驚奇，他欽佩地說：“八路軍真能幹！”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並致電朱德，表示他對八路軍深深的謝意。這件事對衛立煌的影響極其深刻。
1938年8月13日，朱德由八路軍總部出發，經過晉城、陽城等地，來到垣曲縣辛莊村，拜訪衛立煌。朱德此行的實際目的是回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接到電報後，衛立煌親自安排，要求作為學習八路軍經驗而組建的“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部戰地工作團”做好熱烈歡迎的準備。朱德要來辛莊那一天，衛立煌在村口等候多時。相見之後，兩人熱烈握手，彼此都感到快慰，話不絕口。當天晚上，在村內離工作團不遠的麥場上開了歡迎大會，朱德講話完畢，工作團裡的同志就帶領大家高呼“加強團結”和“互相幫助”，製造團結氣氛。朱德和衛立煌單獨談了兩整天。後來，衛立煌對人說：“朱玉階對我很好，真心願意我們抗日有成績。這個人的氣量大，誠懇，是個忠厚長者。”
抵制摩擦默契抗戰
1938年10月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共團結合作的形勢開始出現動蕩，蔣介石掀起“溶共、限共、反共”的高潮，國共軍事摩擦也日漸多了起來。1939年1月，衛立煌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這期間，衛立煌同朱德領導的八路軍之間的來往依舊十分密切。
1940年3、4月間，為詆毀和打擊在華北英勇抗戰的八路軍，蔣介石公然命令晉冀豫區的八路軍撤出上黨地區，交給國民黨部隊；要求八路軍退至白（圭）晉（城）線以東，邯（鄲）長（治）路以北地區，並責令衛立煌予以指揮實施。對於這種無理要求，朱德和八路軍理所當然地堅決拒絕。4月中旬，蔣介石命衛立煌把太行根據地的八路軍打出去。衛立煌回答說：“這樣內戰就打大了，影響抗日，當前最重要的還是抗日。日軍正在行動，國內的事情慎重一點好。”這引來了蔣介石的斥責，也讓衛立煌陷入“兩難”境地。面對朱德這位兄長般的摯友，他又怎忍心手足相殘呢？無奈，他只好致電朱德，希望通過談判，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於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談判”就在他們之間開始了。說它別開生面，是因為談判之初，為避蔣介石等頑固派所謂“近朱者赤”的謠言，兩人並不見面，而是由各自的隨員相互傳話，交流看法和意見。
當時衛立煌住在晉城西面40多裡的陳村，朱德則住在晉城北面的一個小村裡。經過幾天的“談判”，意見比較一致，雙方分別向重慶、延安發電請示，然後才在晉城見面直接交談。談判達成了協議，重新劃定了抗日的駐軍防區：以臨汾、屯留公路及長治、平順、磁縣為界，界線以南為國民黨軍隊駐區，以北為十八集團軍駐區。按照這個協議，八路軍自動退出山西及河南大片土地，但使國民黨不得不承認，除陝甘寧特區和晉西北、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之外，在華北又出現
了一個事實上屬於八路軍駐防的“特區”，為穩定華北抗戰局面、打破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朱德和衛立煌這次在晉城久別重逢，非常高興，更為化干戈為玉帛，感到由衷喜悅。為了慶祝這一會談結果，朱德、衛立煌都希望搞點文娛活動，以增加喜慶的氣氛。但此時的晉城距日軍占據的地方很近，無法舉行慶祝活動，所以他們就相偕來到晉城一家古老的打鐵作坊看打鐵。聽著那鏗鏘的打鐵聲，看著那飛濺的火花，相互舉杯敬酒，為“談判”成功，為繼續團結合作而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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