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個人資訊保護，有法可依從來不是問題，早在七年前，修訂後的《刑法》就明確了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的兩項罪名，遺憾的是，執行力卻遠遠不够，真正因此而坐牢的只是極少數，與甚囂塵上的資訊犯罪形成了鮮明對比。最大的原因，就是立案難，記者的報道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使發現如此令人震驚的黑色產業鏈，當地警方卻表示，因被洩露的資訊尚未構成公開上網等情節，所以暫不予處理。難道非要等到受害者損失慘重，變成大案要案了，警方才能够介入？
防治資訊洩露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有無擔當的問題
相關統計顯示：大陸已出台涉及個人資訊保護方面的法律將近四十部，法規近三十部。人是法律實施的主體，也是法律執行的主體。如果相關部門始終不能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責任，那麼資訊洩露將會成為全民公敵。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隨資訊一同洩露的或許還有擔當精神。因此，在推進資訊立法的同時，還有必要從擔當精神入手，讓有關方面及時盡快地切實承擔起責任。
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在資訊洩露上也是如此。但從現實看，在個人資訊洩露上，還存在婆婆多了不問事，面臨著無人負責的尷尬——看似很多部門、很多環節都有責任，但事實上卻沒有主體承擔應有責任，所有的消極後果都由當事人自己承擔。這其實是缺乏一種擔當精神，具體表現為有關方面沒有認識到權力就是責任、權力就應該擔當。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個人資訊洩露也許會永無止境，而我們只能承受一再濫觴的結果。（來源：經濟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