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種種考證，辛德勇認為，“海昏”指示的並非品行，而是地理，海昏侯的封地位於西漢時鄱陽湖的西南方向——昏為黃昏，太陽位於西邊，而以冬至日為准，則為西南方。
海昏侯墓的出土文物中，最直觀的印象是財富和竹簡。很多人會對大量黃金製品以及巨額錢幣等財富產生疑問：這些財富從哪裡聚斂來？西漢的海昏侯國是不是像墓葬中的財富所顯示的那樣富庶？
針對這個問題，辛德勇從劉賀的經歷來展開分析。劉賀曾生活在三個地區：昌邑國、首都長安以及海昏侯國所在的豫章地區。而其財富來源正是與這些地域當時的經濟發展與交通狀況相關。辛德勇認為，水陸交通樞紐昌邑國物產富饒，是斂財的好地方。
海昏侯墓還出土了許多“孔子屏風”（矩形銅鏡鏡背）和上千枚儒家經典竹簡（其中有些內容還有待進一步認證），以及樂器、周代青銅器等。於是，有人據此認為，劉賀是循規蹈矩的正人君子，並且情趣高雅，愛好音樂、喜歡收藏，具有很深的儒家文化修養；並以此推翻《漢書》等典籍中有關劉賀“清狂不惠”“動作亡節”的記載，認為盡屬霍光之輩肆意玷污。
對此，辛德勇認為：如此簡單地闡釋出土遺物，恐怕嚴重脫離實際。例如，關於出土的儒家竹簡，在《海昏侯劉賀》一書第六章中談到：儒家經典，在當時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早已成為一項基本的內容——昌邑王劉賀的老師王式，就明確講過他“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況。“這些尋常的隨葬竹簡，只能對歷史文獻的記載起到印證的作用，並沒有提供什麼傳世文獻之外全新的信息。”
辛德勇說，考古發現可以豐富和印證歷史文獻的記載；歷史學的研究則可以更加深入探討文物背後的故事——所謂“二重證據”。“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若是就重要的政治史進程、重大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重要人物的歷史活動和屬性等問題而言，考古新發現，大多會起到補充細節的作用，而通常很難對歷史文獻的記載做出根本性改變。”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