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到他窑洞裡去，他跟我說：“隨娃，我要上大學走了，支書誰當？”我說：“這個事情難說，大家選誰是誰。”近平說：“你可以當。”我說：“我不行，當不了。”他說：“你咋當不了？我以前也沒當過，現在不是當得挺好嗎？”我說：“我怕我當不好。”近平說：“你還沒當，你咋就知道當不好？”
過了幾天，近平召集大家開黨員會。在會上，近平對大家說：“我快走了，下一任支書誰來當，咱們得選。我個人推薦隨娃當。”
緊接著就是投票，每人發一張紙條，讓大家投票。大家在紙條上寫的都是“隨娃”。這個結果，其實不是因為我有多好，而是我們村裡人信任近平，他推薦了我，大家就都選我。
在近平離開梁家河的頭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談。近平對大家說：“我來咱梁家河這七年時間，學會了很多東西。咱梁家河的群眾無私接納我、幫助我，讓我在這裡步入社會，入團、入黨、當村支書；我從這裡出發，返城上大學。梁家河給我的一切，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接下來，近平又說了一番話，這話是對大家說的，也是對我和村支部班子全體成員說的。他說：“要當好一個村的領導，必須一碗水端平。群眾最講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錢的事，你處理得不公，群眾也不答應；十塊錢的事，你處理得公道，群眾也不會有意見。無論大事還是小事，該咋辦就咋辦。”
然後，他又當眾對我說：“隨娃，梁家河以後要發展，你必須起模範帶頭作用。你是年輕人，當書記以後，要多動腦子，多思考問題，還要多聯繫群眾，這樣工作才能做好，支書才能當好。如果處理問題不考慮群眾的感受，支書也當不好。”
採訪組：您當了村支書以後，心理壓力大嗎？
石春陽：壓力很大，主要是因為有近平這個標杆在那裡竪著。我要想保持住這個水平，確實非常不容易。
當時，我比較缺乏管理整個村的工作經驗。我之前是副書記，凡事不用考慮太多，近平讓我幹啥我就幹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問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後，我們村就好像沒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須自主考慮一些事情。
那個時候是計劃經濟，事情多，也難管，村裡的生產、生活安排都是村黨支部做主。如果糧食產量不夠，村裡人真餓肚子啊。口糧問題，責任重大，村支書的壓力也大。我上任之後才真正體會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榮譽，我必須得給他保持下來。近平在的時候，帶領我們全村人辦沼氣，成為整個延川縣發展沼氣的先進典型。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們一下就不是先進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後者，那這個臉我可丟不起，我也沒法跟村裡人交代。因此，不光農業生產和基建工作我不敢鬆懈，沼氣生產這方面也一點不敢鬆懈。辦沼氣的現場會一直開，保證各鄉來考察時都能學到“真經”。這是關係到全縣科普的事情，我得辦好。在現實中，我們也遇到很多困難。陝北這個地方，冬天最冷的時候能達到零下20℃，如果裡面的沼液結冰了，沼氣池壁就有可能凍裂，一有了裂縫，沼氣池就會漏水，不產氣了。
我們想盡辦法做好冬季沼氣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蓋沼氣池。到第二年開春，再把保暖層去掉，檢查一遍沼氣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漿重新抹一遍。
我們梁家河用沼氣做飯、燒開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幾年。到1987年，我們村通了電，沼氣池才退出歷史舞台。
採訪組：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後，你們還保持聯繫嗎？
石春陽：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聯繫，多數時候是給我們寫信，也回來過幾次。他每次都要問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況，他最關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幾封他寫來的信，我們放在村史館了，好讓大夥兒都看到他對我們的關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時間回到梁家河來看望鄉親們，村裡人歡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裡去吃飯，他怕給鄉親添麻煩，就在我們村上食堂吃的。近平還給我們村裡帶了茶葉和報時鐘，家家戶戶都有份。當時大家都沒有手表，近平給我們買的報時鐘，既能看時間，又能報時，非常實用。
2009年，近平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來調研考察，請了幾位當年梁家河的鄉親到延安見面，其中就有我。我剛一下車，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隨娃，你來了！”他親切地和我握手，並給他身邊的同志介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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