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要做行動的智者
通過思想言論影響有影響力的人，是智庫發展的一個重要路徑。同樣，通過游說、對話等方式搭建決策路徑選擇，亦是智庫影響力不可缺少的元素。
如中國古代先秦時期，游說君王、合縱連橫，便是成就思想影響力的古代標本。而在智庫第一大國美國，像蘭德公司曾完全主導了布什政府對薩達姆政權的毀滅性打擊，亦是如此。同樣，蘭德公司曾用8年時間，耗資8300萬美元，設計最為合理的醫保方案，也是想通過智庫的思想實踐，為公共社會提供可操作的決策路徑。
所以，一家真正有影響力的智庫，一定是行動的智者。
遺憾的是，在中國智庫界各類文章層出不窮，行動卻相對缺乏，不少的智庫，依然停留在“書生議政”的階段，長於對社會問題的闡釋，卻並不能就某個社會問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更惶論對解決社會問題進行智庫的主動實踐。
在這裡，又不得不提及察哈爾學會。這家智庫將影響當今世界和平發展的地區之一東北亞區域作為智庫思想工作的研究焦點，而在東北亞區域內，又將推動半島和平事務作為智庫行動工作的重中之重。
區別與國內一些智庫對問題的評論與研究，察哈爾學會2016年在半島事務方面從研究層面銳意向行動層面進軍。察哈爾學會在韓國首爾設立辦事處，與韓國政要形成互訪的常態機制，同時學會主席親自帶團訪問朝鮮，與朝鮮高層接觸會談，搭建起了中朝民間交流的“察哈爾渠道”。
這個在媒體上並沒有過多做傳播的察哈爾渠道，究竟能做什麼？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表示，察哈爾學會將利用“察哈爾渠道”，從中朝兩國民間交流做起，擴展到文化、藝術等各領域的交流活動，加強智庫的智慧支撐作用，為下一步開啟中高層對話提供有利條件。與此同時，察哈爾學會還就朝鮮局勢和政策開展有效的分析建議，為中朝關係以及東北亞區域和平發展建言獻策。察哈爾學會既能夠得到韓國認可，也能夠得到朝鮮認可，不經意間形成了獨特、獨有的“察哈爾渠道”。這條渠道看起來簡單，卻又寓意深遠，對半島乃至東北亞和平的作用令人期待。
在朝鮮，察哈爾學會是目前能與朝方保持接觸的少數中國機構。據悉，今年一月，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生日當天，學會高層領導曾應朝鮮駐華大使池在龍邀請，做客朝鮮駐華使館進行閉門交談。
而在韓國，察哈爾學會與韓國現政府高層、外交安保各部門長官、軍方將領、國會朝野黨派議員、主要智庫、傳媒大佬、各宗派領袖等均有直接溝通管道，人脈管道涉及該國社會上層幾乎所有領域。最近，為了推動解決薩德問題，促使韓國方面撤銷薩德導彈部署，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通過各種渠道多番與韓國高層和社會接觸，既讓韓國高層清楚中國立場，也推動韓國民眾摒棄民粹主義偏見，真正傾聽來自中國的觀點。比如韓方明就曾在首爾外國記者俱樂部進行演講，游說韓國各界媒體理解中國立場，並率領學會高級研究員們與韓國國會安保委員會的議員們在韓國國會召開閉門會議，斡旋解決薩德危機。
利用強大的半島政要人脈，以及領先的外交理念，構建起積極有效的智庫游說渠道，進行半島和平公共產品的實踐，不斷探索和尋找朝鮮半島以及東北亞區域和平相處的平衡點，不斷促進半島和平進程，察哈爾學會正在中國智庫群體中獨樹一幟、脫穎而出。
而在去年底中新關係陷入低谷之際，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國際傳播委員會秘書長周虎城則率領察哈爾學會理事一行與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懇談，在堅決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基礎上探索中新關係走出寒冬的新路徑。
由此也可見，中國智庫的發展，不僅要從“智”即思想產品上下功夫，而且也要在“庫”即思想平台上用力量，不能“有庫無智”，也不能“有智無庫”。
隨著中國的發展與全球化時代的劇烈碰撞，當下世界每時每刻都在催生著新問題、新情況，越來越多的公共政策需要高水平地被討論、被制定，如果智庫無法捕捉這種瞬息萬變的社會需求，便只能變成象牙塔裡的遊戲，自說自話。中國智庫固然越來越被重視，但智庫的春天不是以數量決定，而是通過質量來體現；考驗智庫的，還是得依托實打實的公共產品：無論是思想產品還是行動產品。
（來源：中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