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的話，便會發現這里存在一個邏輯陷阱，因為法官批准何俊仁保釋本身，其實已經說明“你如何肯定被告不會再犯呢？”是一個明確可以回答的問題。
舉個簡單例子，據國安法第33條，被告若（一）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二）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綫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便可視為刑罰扣減的理由，照道理亦可類推為獲准保釋的理由之一。
至於被告在首次開庭之前主動認罪，而且懷有悔意，又或者是被告身患重病，應否作為法官相信對方不會繼續實施，或無能力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充分理由呢？也許日後在法學研究上可再討論，可是無論如何，事實證明法官批准保釋，實際上能有具體的理由，而不是像曾志豪所言，是什麼“不可能回答的問題”。
除此之外，單純從法律程序而言，被告不論是否獲准保釋，控辯雙方均可提呈保釋覆核。事實上，何俊仁最初是在7月20日到西九龍裁判法院申請保釋，遭拒後再在上月15日，到高等法院申請保釋覆核。換言之，律政司如認為何俊仁獲准保釋不妥的話，可向高等法院提呈覆核，若被駁回則可向上訴庭申請上訴，根本用不著曾志豪口中的所謂“大規模反對”。
陰謀論圖謀取私利
況且，即使律政司最終不提呈保釋覆核，也完全得不出背後蘊含所謂“政治默契”的結論。根據律政司的檢控守則，是否提出檢控、覆核或上訴，除了會考慮公衆利益、證據強弱之外，亦會參考過往案例，以此考慮提呈覆核的勝算。例如：過往若曾有法官考慮到被控人的健康狀況後，相信對方即使保釋亦不會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於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2條而批准保釋的案例，之後律政司提呈覆核敗訴，未來遇上情況相類似的案件，便未必會再提呈覆核。事實上，在過去的涉國安罪行的司法實踐過程中，亦曾有被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