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應對地緣政治危機缺乏戰略考量。英國脫歐後徹底擺脫了歐盟的各種規則約束，短期可能為實施激進的財政與寬鬆貨幣政策贏得了自主權，但長期看卻失去了歐元區的統一市場及歐盟各國的要素自由流動資源，而且失去了歐盟的支持，英國也將難以發揮更大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從英國處理國際事務和應對地緣政治危機時可見一斑。無論是應對中美大國博弈，還是處理俄烏衝突事件，英國都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製造了更加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顯然這些政策價值取向是以“唯美國馬首是瞻”為基調。由此可見，英國所面臨的一系列經濟發展困境，本質上是對外政策“倒行逆施”的寫照，突顯了英國在國際社會上尷尬的“破壞者”身份。近期新上任的政府內閣釋放了更具破壞性的對外政策取向，意圖製造新的地緣政治矛盾，這也將對英國的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反映內政外交上的戰略失衡，將會進一步破壞英國的外部發展環境。
其三，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福利改革障礙久未突破。由於英國實行高福利制度，但受制於人口嚴重老齡化及經濟停滯等壓力劇增，而英國經濟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導致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英國排名前20%家庭的年收入是排名後20%家庭的5.8倍，2020年擴大至6.2倍。而排名前10%的英國家庭擁有家庭總財富的45%，排名後10%的家庭只擁有2%。長期以來，英國背負著龐大的福利開支，而且存在結構不合理、效率低下及福利削減等弊端，從根本上反映經濟增長的困境。如果未來的經濟增長延續低迷甚至持續衰退，而抗通脹無解，那麼發展前景將十分暗淡。
其四，製造業發展滯後，前沿科技布局存在短板。金融和貿易曾經是英國經濟崛起的主要資本，而在全球化競爭中，不論是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還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無不以強大的製造業為依托，否則難以維繫長期的競爭優勢。英國的製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9%以下的個位數，而歐元區仍保持在14%左右，德國、日本則長期維持在20%左右。雖然英國擁有比較深厚的科技創新基礎，在全球科技創新體系占據一定地位，但是因製造業能力並不強，工業發展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在人工智能、半導體芯片、信息技術以及新能源汽車等前沿領域布局，並未誕生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企業和製造業巨頭，以良好的營商環境和自由開放著稱的英國市場已失去了全球投資者的青睞，仍以金融業發展為核心，在尖端科技的投入明顯不足。
國際影響力降 傳統優勢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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