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今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意見》對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具體指導中，哪些是您感受比較深的？
周絢隆：兩辦《意見》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出發，圍繞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目標，對新時代古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新要求，具有明確的針對性和很強的指導性。
針對古籍整理出版，我體會比較深的是要有針對性地對不同類型古籍進行整理，避免低水平重復，同時要加強對基礎古籍的深度整理出版。出版的目的是傳播，一份文獻該不該整理，要不要出版，首先得看它有沒有傳播價值。有些可能祗有文物價值，對它們主要是做好保護。有些有文獻價值，但關注的人極少，對這類文獻可以考慮只做數字化處理。對於有傳播價值的古代文獻，也要根據其內容來判定出版方式，需求量小的可以影印，需求量大的就應該整理出版。支持資金要向這些深度整理的項目傾斜，培養踏實學風，鼓勵精耕細作，推動古籍整理向深度發展。
記者：古籍整理出版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尤其需要持續接力、久久為功，人才隊伍建設因而受到關注。
周絢隆：古籍整理出版質量既取決於整理者，也依靠專業編輯，需要將學術力量與出版力量有機整合。1958年，國家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華書局是小組辦事機構。1959年，為解決古籍整理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古籍小組與當時的教育主管部門協商，委托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古典文獻專業。在多方努力下，同年9月，古典文獻專業開始招生。1964年夏，首批古典文獻專業學生畢業，僅1964—1966年三屆畢業生中就有30餘人到中華書局工作，成長為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生力軍。我們當前也需要探索有效的人才培養機制，有針對性地培養人才，讓人才隊伍與國家大力發展古籍事業的部署要求相稱。
強化古籍人才隊伍建設，還需要健全評價機制，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評價辦法。一段時間裡，因為對古籍整體成果評價存在偏頗，造成一些有能力的人不願意花精力去做古籍整理，高校、科研機構往往“重理論輕文獻”，出版領域也存在古籍編輯人才斷檔現象。還記得1997年我博士畢業後進入出版社，帶我的老前輩說：“咱們這一行是‘出力長力’。”實踐中的鍛煉和培養，對古籍整理出版人才隊伍建設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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