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日電／網評：美國主流外交政策精英的失勢
來源：大公報 作者：劉兆佳
在美國兩百多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各種形式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孤立主義”信徒認為美國應該盡量避免捲入其他國家的衝突之中，也不應該與其他國家有牽扯或交葛（entanglements），否則美國會捲入有損美國利益的戰爭之中，而其所秉持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價值觀會被玷污或破壞。就算是那些認同“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認為美國是一個獨一無二和肩負改變世界歷史使命的國家）的人都認為美國應該奉行“孤立主義”，但美國卻依然可以通過自己身體力行而做世人的表率，讓美國的價值觀和制度擴散到全世界。然而，即便在“孤立主義”下，西半球卻必須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不容許其他國家染指，而“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則是這個立場的公開明確宣示。
二次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長期由一大批信奉所謂“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精英所主導。“自由國際主義”的目標是要建構一個體現美國的自由民主和自由貿易的價值觀的國際秩序，而美國則在這個國際秩序中樹立美國的全球霸權。所以，這個美國主導的全球霸權又往往被美國人美其名為“自由霸權”（Liberal hegemony）。他們篤信衹有在美國的“自由霸權”下，世界和平、個人自由、民主發展和美國自身的安全才能獲得堅實的保障。這些外交政策精英長期盤踞在美國政府、美國國會、民主和共和兩黨、大學、智庫、媒體、宗教界和眾多非政府組織之內。他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和利益群體。不少人特別是政客、專家和學者因為美國的外交事務越來越繁多和複雜而得到事業發展的機會、社會地位的提升和豐厚的物質回報。可以說，不少美國精英的切身利益與美國廣泛和深度介入國際事務和介入別國內政息息相關。
對於這些外交政策精英的崛起，美國學者史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他的《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2020）》（Tomorrow， the World：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2020））一書中有生動敘述。他指出，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都避免作出會使其陷入歐洲式強權政治的政治和軍事承諾。在二次大戰開始後，美國卻突然為自己構想出一個新的角色（即是一個主宰世界的武裝超級大國）。這個轉變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月發生。隨著納粹征服法國，美國新外交政策的設計者開始相信美國應該永遠在國際事務中占據主導地位。“直到1940年，組成美國外交政策階層的一小群官員和專家要麼希望英國在全球事務中繼續占據主導地位，要麼希望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然而，戰爭一掃而光了他們的假設，使他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美國應該將其法律和秩序擴展到全球，並用槍杆子支撐它。”他們認為，現在和將來，美國都必須以武力維持秩序，否則就會在另一個強國主導的世界中受苦。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官員和知識分子就不僅計劃參戰，而且還計劃在戰爭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實現全球霸權。他們堅信，國際主義需要武裝統治，其他一切都意味著奉行不可取的“孤立主義”。所以，衹有美國願意在全球範圍內使用武力的情況下，和平互動才有可能實現。美國必須在全世界取得“首要地位”（primacy）。為了防止國際領域陷入混亂或專制，一個仁慈的霸權國家必須扮演世界的秩序維護者，而美國則是唯一適合擔任這一角色的實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