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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台灣‘價值外交’的概念、本質與動作” 作者：伍俐斌（廣州），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統一戰綫理論研究會港澳和海外統戰工作理論廣東研究基地研究員；羅恒（廣州），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要】賴清德當局上任後提出所謂“價值外交”，“價值外交”這一概念并非其原創，學術界早有探討，外交實踐中也被廣泛使用。妖魔化大陸、維繫民進黨執政地位、掩飾“外交”失敗、“挾洋謀獨”等是賴當局“價值外交”的本質。賴清德當局“價值外交”的操作手法仍將基本沿襲蔡英文當局“踏實外交”的套路，但將更倚靠美國，鞏固“邦交”關係、提升與“非邦交國”關係和擴大國際參與。
2024年5月20日，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發表所謂“就職演說”，妄稱要“推動價值外交，跟全球民主國家肩并肩，形成和平共同體，來發揮威懾力量”。12月6日，賴清德在結束首次出訪回到台灣的機場講話中稱“開啓了價值外交的新時代”。繼蔡英文所謂“踏實外交”後，賴清德提出“價值外交”新概念，成為賴清德當局未來處理“外交”事務的主要理念。本文將深入分析賴清德當局“價值外交”的內涵，剖析其本質，并探究其具體操作手法。
一、賴清德當局“價值外交”的概念辨析
“價值外交”概念并非賴清德當局獨創，學術界對這一概念早有探討，在外交實踐中也被廣泛使用。
“價值外交”或“價值觀外交”是政治學、外交學等學科中的學術概念，指以價值觀、意識形態作為外交決策出發點和外交行為準則的外交，區別於以現實的物質性國家利益為基礎性驅動力的外交。①
近現代以來，價值外交復興於以意識形態對抗為中心的東西方冷戰時期，并對國際格局的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②冷戰期間，美蘇兩大國均極為重視自身價值觀的維繫和輸出，可謂價值外交的極端體現。冷戰結束後，美國雖不強調價值外交概念，但實質上卻是最熱衷於使用價值外交策略的國家，頻繁煽動針對他國的顔色革命、廣泛開展價值觀輸出，“對外輸出與傳播價值觀是美國歷屆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標和鮮明特色”。③近幾屆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更是傾向於打價值觀牌，從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外交，到拜登政府的“價值觀同盟”構想，都不同程度體現了對西式價值觀的利用。第一個任期的特朗普共和黨政府雖強調“美國優先”外交戰略，更加重視實質利益，但在執政後期也開始注重在價值觀方面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
隨著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美國更是將中國視為有著不同價值觀的競爭對手，拉攏有著共同價值觀的盟友對華圍堵。作為美國的亞洲盟友，日韓兩國近年來亦頻繁使用“價值外交”策略，將“民主”“人權”等西式價值觀作為外交決策的重要考量因素。除鳩山由紀夫首相明確反對價值觀外交外，歷任日本內閣都不同程度地采納了價值觀外交策略，④均強調要發展與有著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關係。韓國自尹錫悅上任後，也在外交方面采取價值觀外交策略，尹錫悅在演講中多次展現出對“民主”“自由”等“普遍價值”的推崇。⑤
德國政府在外交實踐中也頻繁使用價值外交策略。默克爾曾強調“德國的外交政策和歐洲政策建立在價值觀之上”，⑥價值觀在其外交決策過程具有重要影響。⑦默克爾的價值觀外交策略為繼任者所沿襲，根據聯合執政三黨發布的聯合執政協議，德國的外交政策將“更以價值觀為基礎”。⑧需指出的的是，與美國更重視“民主”價值觀輸出有所不同，德國的價值外交更強調“人權”“法治”等價值觀，更關注於與德國直接相關的外交事務。
從概念上看，賴清德當局的“價值外交”與前文所述并無根本區別。首先，賴清德當局的“價值外交”并未脫離既有學理定義，仍然指一種以價值觀作為制定對外政策、開展對外行動的主要驅動因素的對外策略。所謂“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幾乎貫穿賴清德“就職演說”始終。賴清德在演說中提出的所謂“持續與民主國家，形成民主共同體，……強化民主韌性”“跟全球民主國家肩并肩，形成和平共同體”“要讓台灣成為無人機民主供應鏈的亞洲中心”等，都反映出以“價值觀”作為台灣當局開展各領域對外交流的主要策略。其次，在“價值外交”中“價值”的具體類型方面，賴清德當局主張將“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作為制定“外交”政策、開展“外交”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各類“普世價值”的影響權重方面，賴清德當局有著相對獨特的排序。以賴清德的“就職演說”為樣本，其通篇分別提及“民主”31次、“自由”3次、“人權”1次，而未提及“法治”“市場經濟”等其他“普世價值”。這反映了賴清德當局的“價值外交”更多偏重“民主”價值，忽視“法治”“市場經濟”等價值。
二、賴清德當局 “價值外交”的本質
對外政策服務和服從於內政需要。賴清德當局的“價值外交”完全以大陸為“假想敵”，是民進黨抹黑大陸、挑動對立的慣用伎倆的一種表現形式，意在塑造一種“民主對抗威權”的假象。對內，為民進黨在島內日益不得人心的“內政”服務，旨在蠱惑台灣民衆，維繫其支持度和執政地位；對外，“價值外交”是民進黨“倚美抗陸謀獨”路綫的體現，全面迎合美國對大陸掀起的價值觀圍堵。
（一）妖魔化大陸，蠱惑台灣民衆，維繫民進黨執政地位
賴清德當局“價值外交”的政策指向性明顯，明確將大陸認定為持不同價值觀的對手，毫不掩飾地將對抗大陸作為“價值外交”的主要目標。“價值外交”是為了強調台灣與“民主國家”間存在“共同價值觀”聯結，惡意塑造大陸價值觀“不正確”、不受國際社會歡迎的形象，以繼續妖魔化大陸、蠱惑台灣民衆，斂取政治利益。
民進黨長期以來罔顧大陸善意和兩岸同胞福祉，頑固堅持“台獨”，近年來更是藉執政之機在島內大搞“去中國化”，抹黑大陸形象操弄兩岸對立，甚至宣揚所謂“抗中保台”論調。隨著信息傳播渠道的日趨發達、兩岸民衆交流的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台灣民衆打破民進黨當局刻意築造的信息繭房，看到了大陸的巨大發展成就以及對台灣同胞的友善態度，“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離、要合作不要對抗”逐步成為島內主流民意。⑨2024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在“藍白合”破局的有利形勢下，民進黨雖僥幸獲得持續執政，但得票數從2020年的817萬票大幅下降至558萬票，得票率由2020年的57.1%驟降至40.05%。面對支持度下降、“抗中保台”失靈，民進黨自然深感不安。然而，不論是奉行“台獨”理念的民進黨，還是以“務實台獨工作者”自居的賴清德本人，都不願輕易放棄“台獨”立場，不願順應島內主流民意走交流合作之路，衹能選擇加大力度抹黑大陸、走挑動兩岸對抗的老路，以繼續蠱惑台灣民衆、維繫執政地位。
大陸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有目共睹，從經濟社會發展角度抹黑大陸愈發缺乏可信度，因而從空洞的價值觀角度抹黑大陸，便成為民進黨的優選項。正因如此，賴清德當局竭力將大陸描述為“民主世界”的敵人，將台灣塑造成“民主世界”對抗大陸的“典範”。在提出“價值外交”後，賴清德當局多次在公開場合抹黑大陸，營造台灣以“民主對抗威權”假象，挑動兩岸對立、蠱惑島內民衆。2024年7月，賴清德在所謂“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年度會議上大放厥詞，聲稱“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站在世界民主防綫的最前緣，有守護民主台灣的決心”“中國威權主義的對外擴張……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台灣會盡一切力量跟民主夥伴共同撑起‘民主保護傘’，讓民主夥伴國家免於威權擴張的威脅”。
（二）掩飾“外交”失敗事實，製造台灣仍受國際重視假象
賴清德當局提出“價值外交”還在於掩蓋民進黨執政期間的“外交”失敗，迴避台灣的“國際空間”日益狹小、“邦交國”數量不斷減少的客觀現實，妄圖通過“共同價值觀”粉飾太平、塑造台灣受國際社會歡迎的假象，以應對島內輿論壓力。不論是賴清德的“價值外交”，還是蔡英文的“踏實外交”，⑩都是在台灣“國際空間”日漸萎縮、“外交”成績不盡人意的情況下，民進黨當局不得已采取的緩兵之計，其雖無法扭轉“外交”上的頽勢，但可在一定程度上掩飾民進黨執政期間的“外交”失敗。
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拒不承認“九二共識”、頑固堅持“台獨”立場，導致兩岸關係急轉直下，台灣的“國際空間”一再萎縮，不僅被拒絕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會議、國際刑警組織會議等國際組織活動，而且迎來“斷交潮”，共有多達10個“邦交國”在蔡英文任內與台灣“斷交”。頗為諷刺的是，在賴清德贏得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不到48小時，瑙魯政府即宣布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并與台灣“斷交”，至此台灣僅剩共12個“邦交國”。在拒不承認“九二共識”、頑固堅持“台獨”立場的情況下，賴清德當局顯然也不可能處理好兩岸關係，亦無法扭轉“外交”上的頽勢。為了應對島內其他黨派和輿論的批評，賴清德當局試圖依靠提出“價值外交”這一看似新穎卻極具欺騙性的概念，轉移島內對“外交”失敗的批評。
賴清德當局的“價值外交”在提出鞏固現有“邦交”關係的同時，更強調依托共同價值觀發展與“非邦交國”的實質關係、開展對外實際合作。台灣既有的12個“邦交國”中，圖瓦盧、伯利茲、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聖盧西亞、聖基茨和尼維斯都是君主立憲國，梵蒂岡是政教合一制國家，而斯威士蘭更是實行君主專制政體，上述“邦交國”似乎都不符合“民主”價值，賴清德當局卻對此隻字不提。因此，賴清德當局強調“民主”等共同價值觀，更主要的是為了在其與“邦交國”關係日益萎縮、無法打開局面的情況下，努力拓展與“非邦交國”的實質關係，獲取“非邦交國”的認同，製造台灣因共同價值觀而仍受國際社會尤其是美西方國家所接納的假象。
（三）諂媚美國，納投名狀“挾洋謀獨”
美國是使用價值外交策略最為嫻熟的國家。近年來美國頻頻舉起價值觀大旗，妄圖依托“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來構建“價值觀同盟”全面圍堵中國大陸。在中美競爭加劇、兩岸關係緊張的大背景下，賴清德當局提出“價值外交”，一方面是為了展現對美國“價值觀同盟”戰略的追隨，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納投名狀”；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爭取美日等西方國家支持，妄圖“挾洋謀獨”。
從特朗普第一次執政的後期到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愈發重視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充分運用“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特朗普第一次執政後期，美國重新重視利用價值觀打壓中國，多次以“民主”“人權”為藉口，在香港、台灣等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借題發揮，通過頒布法案、糾集盟友發布聯合聲明、制裁中國有關實體及個人等方式干涉中國內政。2020年，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講，公開號召理念相近國家組建所謂“民主國家新聯盟”（New Alliance of Democracies）來反制中國。⑪拜登就任總統後，在外交政策上以價值觀劃分陣營、組建同盟。⑫2021年拜登政府發布《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籌劃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組建民主國家同盟。拜登政府著力修補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優先”後遺症，重新“入群”各類國際組織，重視美式價值觀的對外輸出，力圖重振盟友對美國的信心、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力。⑬拜登政府先後三次主導舉辦所謂“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邀請“民主國家”乃至台灣當局參會討論所謂“民主”和“人權”議題。在美國對大陸進行價值觀圍堵的過程中，其不斷藉台灣問題興風作浪、持續向民進黨釋放錯誤信號，更使得賴清德當局進一步緊跟美國步伐。賴清德提出的“民主共同體”“全球民主供應鏈”“無人機民主供應鏈的亞洲中心”等概念，基本都與拜登政府有關價值觀同盟、民主國家供應鏈、技術為民主工作等主張相呼應。因此，賴清德當局提出“價值外交”用以諂媚美國、“挾洋謀獨”的企圖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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