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2日電／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華盛頓美國特朗普政府中敵視中國的觀點正在萎縮。以美國獲得利益為條件容忍中國的想法正在加強。兩大國的經濟和安全關係正迎來歷史性的十字路口，如果美國的原則改變，對世界的影響也不可估量。
中美兩國在摸索首腦會談，其中一個方案是特朗普10月底在韓國舉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
特朗普一直表現出希望與習近平直接談判的意願，尋求像與日本達成的貿易協議那樣，達成給美國帶來利益的大交易(Big deal)。8月底提到了接收一直限制的60萬名中國留學生的可能性，向中國發出了秋波。
“最危險的敵人”→“利益共用的夥伴”
在對華態度上發生微妙變化的不僅是特朗普。相關部門和特朗普親信的嚴厲言論也銷聲匿跡。
美國的國防部也在尋找與中國國防當局對話的機會。強調的態度是，雖然不容忍中國的領土擴張，但只要維持現狀，就不會批評威權主義體制。
主導政策制定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提出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與中國保持軍事力量的“均衡”。
對於“美國在軍事和經濟兩方面與中國爭奪霸權、爭取美國的勝利”這一傳統主流派的政策哲學持否定態度。這與近年來高調倡導法治和自由等價值觀、譴責威權主義的傳統路線形成了鮮明對比。
一直被視為對華強硬派代表人物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也在控制對中國的嚴厲語氣。7月就中美關係表示“需要戰略平衡”,8月則表示“通過迎來戰略穩定期，雙方都能獲得利益”。
在就任國務卿之前的1月份舉行的國會聽證會上，魯比奧批評稱“(中國)通過撒謊、駭客攻擊、欺騙和盜竊，獲得了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並將其定義為“迄今為止最強大、最危險的敵人”。
從第一次特朗普政權上台的2017年以來，美國急劇傾向於對華強硬。當時的副總統彭斯發表了全面政策，宣佈結束試圖拉攏中國的“接觸政策”。
民主黨的前拜登政權將中美關係定位為民主主義和威權主義的“體制間競爭”。引入了嚴格的半導體出口管制，並提倡去風險化（De-risking）。
第二次特朗普政權上台後，立即大幅提高對華關稅，施加了最大限度的壓力。雖然採取了看似推動經濟分裂的強硬態度，但現在正在轉變為探索交易的姿態。
高新技術管制已經進入“交易”模式
其中具代表性的是對高新技術產品的政策變化。雖然認為從安全形度來看應打壓中國企業的呼聲依然強烈，但特朗普已轉變為只要是對自己或美國企業有利的交易都會允許這一態度。
第一次特朗普政權對中國最大的通信設備企業華為技術實施了嚴格的出口管制。第二次特朗普政權則事實上放鬆了出口管制，例如要求美國半導體巨頭英偉達向美國政府上繳營業收入的15%，作為交換，允許向中國出口半導體。
圍繞來自中國的視頻共用應用“TikTok”,第一次特朗普政權內出於安全考慮，在美國國內採取了禁止使用的措施，但在第二次政權，為了贏得年輕人的支援，自己也開始積極使用該應用。
熟悉中美關係的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扎克・庫珀指出，“現在的特朗普政府並沒有(一貫的)對華戰略”。
“許多人只是在等待總統的決定。或者推測總統想要什麼，然後付諸行動”，在第一次特朗普政權的內部，力爭與中國爭奪主導權的共和黨主流派佔據了主導地位，但在第二次特朗普政權中卻有所收斂。
當然，無論是國會還是輿論，不分黨派，對華強硬論仍大行其道。如果特朗普認為與習近平難以進行交易，也有可能出現局勢急轉直下，回到施壓路線的前景。雖然無法預測會朝哪個方向發展，但回顧過去，這可能會成為歷史的轉捩點。
中美關係在冷戰時期的1970年代，隨著尼克森總統的訪華，從對立轉向了合作。雖然很難想像21世紀再次產生的對立會像鐘擺一樣回到合作，但兩國有可能在經濟和安全方面有計劃地分享利益，以追求某種穩定。
中美關係接近，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國家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日本一直試圖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保持步調一致。企業也一直以美國維持嚴厲對華政策為前提制定經營戰略。為了防止日本被抽走梯子，有必要密切關注美國微妙的潮流的變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