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疑美論’的緣起、表現與影響” 作者：馬建英（威海），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教授
【摘要】台灣“疑美論”的產生和發酵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背景，它既源於台灣社會對美國的負面歷史記憶，以及對美國“保台”能力和意願的質疑，也受到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原則的影響。台灣“疑美論”主要表現為“棄台論”“亂源論”“毀台論”“掏空論”和“共謀論”五種論調，是“內生性”的，具有明顯的統“獨”傾向、身份認同和黨派屬性，並且在不同時段和情景下呈現出一定的波動性。“疑美論”是一把“雙刃劍”，既會對兩岸關係發展與和平統一進程產生積極作用，也會“反向”刺激美國和民進黨當局採取針對性措施，來提振雙方關係的信心。“疑美”歸根結底是“疑獨”，說明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認識到“台獨”的危害，民進黨當局妄圖“倚美謀獨”“以武拒統”，註定會失敗。
近年來，美國不斷推動“以台制華”，大力強化美台“實質關係”。民進黨當局也藉機與美國加緊勾連，企圖“倚美謀獨”“以武拒統”。然而，在美台互動持續升溫、助長“台獨”勢力分裂行徑的同時，台灣內部的“疑美論”也同步升溫。特別是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島內對於一旦台海發生戰爭，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的討論不絕於耳。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開始思考台灣自身所處的形勢，質疑美國對台所謂“堅如磐石”承諾的可信度。而特朗普重新上臺後美國對外政策的轉向，則進一步加劇了島內的“疑美”心理。未來，隨著中美戰略博弈和權力轉移的演進，台灣“疑美論”還會持續發酵。有鑑於此，本文將全面分析台灣“疑美論”的緣起，探討其外在表現和內在特點，並評估其產生的多重影響。
一、台灣“疑美論”的緣起
“疑美論”一詞最早由美國台灣觀測站（US Taiwan Watch）共同創辦人楊光舜於2018年首先提出，認為它是當時島內“相當主流的看法”。所謂的“疑美”，是指台灣社會對美國對台灣提供政治支持和安全承諾上的懷疑心理，主要是對美國在台海衝突中有關“站在台灣一邊”和“武力保台”的不信任。〔1〕長期以來，囿於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一些台灣民眾既渴望獲得來自美國強有力的安全承諾，但島內又充斥著對美國護台決心的懷疑論調。台灣社會之所以存在這種對美國既“信”又“疑”的複雜矛盾心態，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背景。
（一）被美國拋棄的負面歷史記憶
冷戰初期，美國視台灣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將軍事上“保護台灣”作為推行對華遏制戰略、抵禦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重要手段。不過，為了防止被牽連捲入與中國大陸的軍事衝突，美國也留有一手，並沒有完全滿足蔣介石當局的協防要求。例如，1954年12月美國與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把協防台灣的領土範圍局限在台灣和澎湖列島，拒絕將金門和馬祖納入其中。1955年1月，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決議案”，授權美國總統在必要時使用武裝部隊防衛台灣的範圍，也不包括金門和馬祖。當時，美國對金馬地區“不承諾防衛”，但也“未表示放棄”，這種模棱兩可的姿態被後來一些台灣學者解讀為美國對台“戰略模糊”政策的開端。不過，美國對台灣“不情願”“不完全”的安全承諾，也在客觀上為台灣社會埋下了“疑美”的心理種子。
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冷戰局勢的變化，中國在中美蘇戰略三角中的角色開始凸顯。出於“聯中抗蘇”的需要，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震撼台島。1979年1月，美國與中國建交，與台灣當局“斷交”，並廢除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導致台灣失去安全依靠。這不僅被台灣當局視為“重大背叛”，更引發了島內社會對美國的高度懷疑。儘管美國國會在同年3月通過《與台灣關係法》，作為對台“斷交”的“補救”，但是該法案不是一項雙邊安全條約，並未規定美國向台灣提供堅實可靠的安全保障，僅宣稱“如遇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受威脅，因而危及美國利益時，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這種模糊的措辭，賦予了美國總統在台海發生戰爭時進行決策的巨大迴旋餘地，無法治癒台灣因被“拋棄”而在社會深處烙下的歷史創傷。時至今日，台灣民眾有理由懷疑，既然台灣曾經被美國拋棄過，那麼現在和未來勢必存在被再次拋棄的可能。
（二）對美國保台能力的日漸質疑
自“斷交”以來，美國一直對是否介入台海衝突持一種不置可否的模糊態度。按照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主任邁克爾·歐漢倫（Michael O’ Hanlon）的說法，美國之所以保持“戰略模糊”，目的在於使台灣當局和中國大陸均勿採取美國無法接受的行動。對台灣而言，這代表單方面追求或宣佈“獨立”；對中國大陸來說，則代表使用武力統一台灣。因此，戰略模糊實際上是一項“雙重威懾”政策。〔2〕儘管拜登多次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大陸武力攻台，美國將會軍事介入，不過隨後白宮都會立刻澄清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美國這種看似前後相互矛盾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另一種“戰略模糊”。任何政策都有其正反兩面性，“戰略模糊”或許對海峽兩岸發揮了“雙重威懾”效應，但是也產生一定的“副作用”，即增加了台灣社會對美國是否會在台海衝突中出兵的懷疑。
更為重要的是，“戰略模糊”能否持續發揮效力的前提是中美實力對比的巨大差距，特別是美國在台海地區擁有對中國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不過，這一前提正隨著中國崛起而趨於消失。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和科技實力今非昔比，軍事實力也快速提升，與美國的實力對比——包括在台海地區的軍事力量差距大為縮小。近年來，解放軍多次舉行“圍島”軍演，美軍都躲在千里之外。白宮除了表達“關切”，基本上沒有任何動作。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以及美國的上述“消極”行為，難免讓外界懷疑美國是否有能力協防台灣。台灣當局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就曾表示，美國助台“心有餘力不足” “如今沒有能力幫助台灣，意願再強也沒有用”。就此而言，美國霸權衰退與中國大陸崛起，構成了台灣“疑美論”產生的重要基礎。
（三）對美國保台意願的不信任感
近年，美國雖然通過多種方式表達對台灣的支持，但是台灣並非美國的條約盟友，台美之間也不像北約成員國那樣受到集體防禦原則約束。至於拜登所聲稱的對台軍事協防，衹不過是一種口頭承諾，並未形成正式的結盟或任何實質性的軍事部署。因此，從法律意義上講，台灣社會難以真正建立起對美國保台承諾的信任。與此相應，2021年8月美軍從阿富汗狼狽撤離，以及2022年初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雖然多次為烏克蘭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但也反復表示“不會派兵軍事介入”“無意同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美國的戰略信譽，引發台灣島內越來越多的人懷疑美國保台承諾的可靠性。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前，台灣有相當一部分民眾認為，若兩岸開戰，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而俄烏衝突爆發後，根據2022年3月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顯示，相信美國會協防台灣的已從半年前的65%驟降至34.5%，降幅高達30.5個百分點。〔3〕
此外，美國國內不斷拋出的對台消極政策主張，也在島內引起一些擔憂。國防部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一直堅稱，“台灣本身對美國來說並不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在美國防止中國稱霸印太地區方面也不是“必不可少的”。〔4〕史文（Michael Swaine）等學者主張美國採取“緊縮”或“克制”政策，通過減少對台軍售以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5〕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卡弗利（Jonathan D. Caverley）還在《外交事務》上撰文，認為美國國力不取決於台灣這樣一個在軍事價值上無足輕重的島嶼，保衛台灣是一種“高風險、低回報”的行為，“錯誤地防禦台灣，將是一種比疾病更糟糕的治療方法”。〔6〕詹妮弗·卡瓦納（Jennifer Kavanagh）和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也強調美國戰略不應當押注在一場無法取勝的台海戰爭上，需要將地區利益和台灣命運分開，擯棄“美國的生存和繁榮取決於台灣的政治地位”這一錯誤觀念。〔7〕同時，島內多位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學者，如馬英九、呂秀蓮、趙少康、張亞中等，都公開表達了“若台海發生戰爭，美國不會派兵”的判斷，這進一步加劇了台灣民眾的焦慮感，使得“疑美論”在島內的熱度居高不下。
（四）受“美國優先”原則的衝擊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將“美國優先”作為外交戰略的基本原則。特朗普2.0時代的“美國優先”原則強調“安內”高於“攘外”，主張外交本質上是內政的延續，應服務於內政。同時，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反對美國因對外過度擴張、盲目干涉而虛耗國力。在“美國優先”原則指導下，特朗普新政府在台海問題上，從拜登政府時期的以“價值理性”為主，轉向以“工具理性”為主，推動對台政策“內政化”，尋求“美國能從保護台灣中得到什麼”。〔8〕為此，特朗普在對台戰略認知上質疑協防台灣的必要性。他曾將台灣比喻為無足輕重的“筆尖”，而中國大陸則是“堅毅桌”（Resolute desk），暗示在兩岸實力差距過大的情況下，美國的軍事介入將會徒勞無功。同時，他還在台海安全問題上回歸“戰略模糊”，拒絕就防衛台灣作出清晰表態，宣稱台灣“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在涉台經濟議題上，特朗普也多次指責台灣偷走美國芯片，施壓台灣半導體產業遷美。2025年8月，美國宣佈對台加徵20％對等關税，並計劃對全球半導體產品課徵100%關稅，僅豁免在美設廠者，這無疑會削弱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上述一系列對台“不友好”言行，嚴重衝擊台灣上下對美國的信任，在島內掀起巨大“疑美”聲浪。
基於“美國優先”原則，特朗普新政府重新聚焦美國核心利益，避免濫用武力干涉，這意味著美國不希望因台海局勢升級而被迫捲入一場與中國的直接衝突中。特朗普深知，中國大陸對台灣擁有絕對軍事優勢，美國在台海衝突中實際作用有限。他曾坦言：“台灣離中國大陸好像衹有兩英尺遠，而美國在八千英里之外。如果他們進攻台灣，我們什麼也做不了。”2025年5月，特朗普在出席西點軍校畢業典禮時重申：“美國優先考慮保衛所有國家、而非我們國家的日子結束了。”副總統萬斯在美國海軍學院演講時也表示：“美國獨霸天下的時代已然結束。未來美國將不會再投入不明確的軍事任務，也不會再捲入無限制的衝突，將回到保護美國的核心利益。”特朗普著手推動的戰略收縮，正逐步改變美國對外軍事承諾的範圍，導致台灣的“疑美”情緒急劇攀升。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民意調查，台灣民眾認為現在的美國比一年前拜登政府時期更不值得信任。2024年7月，有17.1%的台灣受訪者認為美國“不值得信任”或“非常不值得信任”，但是到了2025年4月，這一數值上升至37.9%。〔9〕
二、台灣“疑美論”的外在表現與內在特點
就本質而言，“疑美論”反映出在美國綜合國力和國際信譽有所下降的情況下，一些台灣民眾對其是否真正有能力和意願向台灣提供安全保障產生擔憂和質疑。隨著近年中美戰略博弈日益加劇和台海局勢持續緊張，“疑美論”在台灣社會不斷發酵，並呈現出如下幾種論調和特點。
（一）外在表現
一是“棄台論”。該論調認為，美國奉行自身利益至上，幫助台灣衹是基於現實需要，如果對台承諾威脅到自身利益時，美國勢必會拋棄台灣。2021年8月美國從阿富汗倉皇撤軍，讓外界更加相信“美國不會無限支持盟友”，從而強化了台灣社會對美國終將“棄台”的印象。島內媒體紛紛發表“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阿富汗是台灣的前車之鑒”等論述。有台灣民眾將自己形容為乘客，而美國是一位難以預測的司機，能夠把他們帶到安全地方，但也可能拋下方向盤。〔10〕一些有識之士還指出，“美國人拋棄盟友、出賣盟友從不手軟，紀錄斑斑可考，台灣更是兩度受害”。同時，2010年以來隨著中國大陸地位的不斷提升，中美競合關係更趨複雜，以肯恩（Paul V. Kane）、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何漢理（Harry Harding）、歐漢倫、蔡斯（Michael S. Chase）等為代表的人士越來越認識到台灣已經成為“全球最危險的地方”。他們針對“中國崛起”“台灣未來”和“美國國家利益選擇”等議題討論所衍生的“棄台論”，也在台灣引起關注，使得島內擔心未來美國恐將在某個臨界點再次“棄台”。
二是“亂源論”。該論調質疑美國在世界各地干涉他國事務的行為，認為冷戰結束後全球幾乎所有重大地緣政治安全事件、動盪和危機都少不了美國的身影，而美軍所到之處，例如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等國，現在都是“家破人亡”。接下來，美國很可能會在台海製造危機，讓台灣成為下一個戰場。2022年俄烏衝突和2023年巴以衝突，進一步加深了台灣社會的這種疑慮。對此，新黨人士林正國提出：“自以為世界警察的美國，根本是超級破壞者。”台前外事官員介文汲也針對美國軍艦進出臺灣海峽的挑釁行為提出批評，指出美國是在刻意製造台海緊張局勢，把台灣推向戰爭。目前，島內學界和涉外人士普遍認為，特朗普再次上臺後以“美國優先”為政策導向，從處理俄烏衝突到發起關稅戰，嚴重擾亂國際秩序，使世界陷入混亂，這不僅損害了美國的國際信譽，也令台灣的“疑美”情緒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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