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美國保台能力的日漸質疑
自“斷交”以來，美國一直對是否介入台海衝突持一種不置可否的模糊態度。按照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主任邁克爾·歐漢倫（Michael O’ Hanlon）的說法，美國之所以保持“戰略模糊”，目的在於使台灣當局和中國大陸均勿採取美國無法接受的行動。對台灣而言，這代表單方面追求或宣佈“獨立”；對中國大陸來說，則代表使用武力統一台灣。因此，戰略模糊實際上是一項“雙重威懾”政策。〔2〕儘管拜登多次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大陸武力攻台，美國將會軍事介入，不過隨後白宮都會立刻澄清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美國這種看似前後相互矛盾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另一種“戰略模糊”。任何政策都有其正反兩面性，“戰略模糊”或許對海峽兩岸發揮了“雙重威懾”效應，但是也產生一定的“副作用”，即增加了台灣社會對美國是否會在台海衝突中出兵的懷疑。
更為重要的是，“戰略模糊”能否持續發揮效力的前提是中美實力對比的巨大差距，特別是美國在台海地區擁有對中國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不過，這一前提正隨著中國崛起而趨於消失。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和科技實力今非昔比，軍事實力也快速提升，與美國的實力對比——包括在台海地區的軍事力量差距大為縮小。近年來，解放軍多次舉行“圍島”軍演，美軍都躲在千里之外。白宮除了表達“關切”，基本上沒有任何動作。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以及美國的上述“消極”行為，難免讓外界懷疑美國是否有能力協防台灣。台灣當局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就曾表示，美國助台“心有餘力不足” “如今沒有能力幫助台灣，意願再強也沒有用”。就此而言，美國霸權衰退與中國大陸崛起，構成了台灣“疑美論”產生的重要基礎。
（三）對美國保台意願的不信任感
近年，美國雖然通過多種方式表達對台灣的支持，但是台灣並非美國的條約盟友，台美之間也不像北約成員國那樣受到集體防禦原則約束。至於拜登所聲稱的對台軍事協防，衹不過是一種口頭承諾，並未形成正式的結盟或任何實質性的軍事部署。因此，從法律意義上講，台灣社會難以真正建立起對美國保台承諾的信任。與此相應，2021年8月美軍從阿富汗狼狽撤離，以及2022年初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雖然多次為烏克蘭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但也反復表示“不會派兵軍事介入”“無意同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美國的戰略信譽，引發台灣島內越來越多的人懷疑美國保台承諾的可靠性。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前，台灣有相當一部分民眾認為，若兩岸開戰，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而俄烏衝突爆發後，根據2022年3月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顯示，相信美國會協防台灣的已從半年前的65%驟降至34.5%，降幅高達30.5個百分點。〔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