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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日聯合演習中，日本自衛隊人員填裝迫擊炮彈。 |
中評社北京2月3日電／日本戰後重建和發展軍事力量，一直遵循“自主建設”與“借力同盟”的雙重路徑。近年來，日本更加重視同盟關係構建，持續深化以日美同盟為核心、輻射多邊的安全合作體系。通過深度嵌入美國主導的地區軍事網絡，日本試圖構建多層次“小多邊”安全合作關係，彌補自身在遠程打擊、力量投送及全球態勢感知方面的短板。
作為日本戰後對外戰略基石的日美同盟，其形態與內涵已發生質變，從最初美國對日本單向提供保護，日益轉向雙方聯合進行前沿部署與主動干預。2015年，日本通過新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允許在本土未受到攻擊時協助盟國行使武力。2024年，美日大幅更新《美日安保條約》，將雙邊關係從“美主日從”的防禦性同盟升級為“攻守兼備”的軍事同盟，雙方行動範圍與協同水平達到新高。無論是拜登政府，還是再度執政的特朗普政府，美國為推進“印太戰略”、降低霸權成本，均持續為日本軍事“鬆綁”，同時督促其承擔更多防務責任。
日本在核心裝備、關鍵技術和作戰體系上深度依賴美國，這種不對稱依賴被日本視為一種“投機資本”，使其更傾向於借助同盟保護，主動介入地區安全事務，針對戰略對手展開高風險博弈。通過強化美日軍事一體化、擴大同盟行動範圍，日本已融入美國“印太戰略”布局，甘願充當美國“一體化威懾”的前沿支點，並借勢將“反擊能力”確立為安保戰略支柱。
日本還配合美國，構建機制化、多層次的“日美+”安全合作網絡，以實現同盟體系的輻射與拓展。日本借此與域內外多國及國際組織建立“2+2”會談機制，簽署《情報保護協定》《互惠准入協定》《物資與勞務協定》等一系列防務合作文件，不斷加強與所謂“志同道合國家”的防務互動。這些各有側重的雙多邊防務合作，使日本能夠依托美國及其同盟體系，針對特定地域或安全議題靈活組合聯盟力量，從而在傳統軍事領域及太空、網絡等新興領域同步擴大自身影響力與行動自由度。例如，日美韓合作側重於導彈預警信息實時共享、定期聯合演訓及供應鏈安全協作；日美菲合作聚焦聯合巡航、防務裝備技術轉讓及海域態勢感知；日美澳合作則致力於深化後方支援與聯合訓練。此外，日本正謀求加入“奧庫斯”聯盟第二支柱，該框架涵蓋人工智能、網絡安全、量子計算及高超聲速技術等先進與新興軍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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