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參加海上聯合演習的日本“鹿島”號訓練艦。 |
中評社北京2月3日電／日本現代國防體系的構建，根植於二戰日本戰敗後無條件投降、被強制解除武裝的歷史起點，這一起點源自其侵略戰爭的罪責，被《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明確記載，構成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礎。遵守這些文件，是日本的國際法義務，也是其重獲國際社會接納的前提。
然而，在美國長期包庇與縱容下，日本政府持續淡化侵略歷史，蓄意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從冷戰至今，日本不斷為軍事擴張掃除障礙，漸進提升自衛隊實力，並逐步形成一套運作模式：一面借助或製造外部危機熱炒安全議題，兜售“受害者”言論，以“存亡”敘事推動民意轉向；一面通過語義模糊、定義重構等“隱形突破”方式，規避直接修憲可能引發的國內外反彈。
在這一過程中，日本逐步為其防務政策轉型鋪路，不斷突破原有法律與輿論限制。
在防衛政策上，日本刻意模糊“自衛”與“先發制人”的界限，拋出所謂“反擊能力”論調，大幅降低動武門檻，加劇擦槍走火升級為軍事衝突的風險。在裝備定義上，自衛隊採用具有偽裝性的非攻擊性術語：將可起降武裝直升機、能搭載F-35B戰鬥機的出雲級等具備遠洋進攻能力的艦船，稱為直升機驅逐艦；把射程遠超自衛需求、可打擊他國縱深目標的導彈，包裝為“改進型反艦導彈”或“島嶼防衛用彈藥”。在動員潛力上，日本推進“官民兩用”技術開發，使民用企業成為防務供應鏈的隱藏支柱，降低軍事化進程的能見度。
在尤為敏感的核領域，日本更是與美國暗通款曲。作為唯一曾遭受核打擊的國家，日本雖公開承諾遵守“無核三原則”，但實際上已是一個“准核武國家”：擁有尖端核技術潛力、大量武器級核材料儲備及較成熟的運載火箭技術，理論上可在較短時間內跨越“核門檻”。同時，日本又通過《美日安保條約》及一系列防務安排，被納入美國“核保護傘”之下，避免了自主擁核帶來的政治、外交與安全成本。這種雙重身份與戰略模糊屬性，使其成為國際核不擴散體系中的不穩定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