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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歲月流轉，《太平年》的熱播，讓這段塵封的歷史重新走進大眾視野，也讓“捨別歸總”與“萬善”思想，在當今時代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更為兩岸和平統一，提供了深刻的啟示。(資料相) |
中評社香港2月16日電／題：捨別歸總
作者 楊流昌
晚間央視一套熱播的歷史大劇《太平年》，正將五代十國的紛亂歲月徐徐鋪展。當銀屏中錢弘俶身著王袍、駐足錢塘江畔、望著江潮翻湧如萬馬奔騰，眼底藏著半生憂思與最終的決絕時，一段跨越千年的和平傳奇，便在史實與劇情的交融中漸次清晰展現。
這位吳越末代君王，踐行祖宗遺訓，聽從高僧延壽大師勸諭，以“捨別歸總”的胸襟，將三千里錦繡江山拱手歸宋，用一次沉重的捨棄，換來一方生民的安寧，也讓“捨別歸總”這四字，從佛學箴言化作鐫刻在中華文明裡的和平智慧。
五代十國，是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亂世，中原板蕩，群雄割據，百姓命如草芥，所謂“太平”，不過是世人遙不可及的奢望。《太平年》中，北方契丹鐵騎南下，汴梁城破，天子稱臣，亂世的慘狀觸目驚心；而東南一隅的吳越國，卻在錢氏世代經營下，成了亂世中的一方樂土。
這一切，皆始於吳越開國君主錢鏐的深謀遠慮。當年錢鏐平定兩浙，建立吳越，並未貪戀帝王虛名，而是立下遺訓，囑咐子孫“心存忠孝，愛兵恤民”“善事中原，弗可自負”，強調吳越之地乃中華疆土，統一才是大勢所趨，萬不可為一己之私，置蒼生於水火之中。這份遺訓，如一盞明燈，照亮了錢氏子孫的前行之路，也為後來錢俶的決定，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錢俶繼位之時，吳越已面臨內憂外患的困局。對內，他需安撫政變後的政局，安撫民心；對外，北方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略已然開，荊南、後蜀、南漢相繼被平定，南唐岌岌可危，吳越已成孤懸一隅的“甕中之鱉”。
《太平年》中，白宇飾演的錢俶，將那份周旋於強權之間的無奈、守護一方的堅定，演繹得入木三分--他曾親率大軍助宋攻唐，看似順從，實則是在亂局中尋求保全百姓的一線生機；他輕徭薄賦、獎勵墾荒，拒絕核查隱匿丁口以增稅，用一言一行踐行著“保境安民”的祖訓，讓吳越之地在亂世中依舊保持著繁榮與安寧，成為當時人口最稠密、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之一。
錢俶的一生，有一位至為重要的導師，便是高僧延壽大師。延壽大師駐錫淨慈寺，深通佛理，更憂心蒼生，與錢俶結下深厚因緣，時常為其講授佛法，點撥迷津。大師所倡導的“捨別歸總”，源自佛教六相教義中的“總相”與“別相”，其深意，並非簡單的捨棄與服從，而是捨棄“別立一國”的狹隘偏安，歸向“天下一統”的整體大義；捨棄個人名利、家族榮耀的“小私”，歸向蒼生安寧、國家統一的“大公”；捨棄紛爭對立的“別念”，歸向萬物同源、和合共生的“總心”。
與“捨別歸總”相輔相成的，是延壽大師的“萬善”佛學思想，而貫穿其中的核心底色，便是大師極為推崇的“融合”思想。延壽大師處於唐末五代佛法紛亂、宗派林立的時代，當時禪宗與淨土宗各執一端，學者多囿於門戶之見，互相詆毀，佛法傳承面臨割裂之危。對此，大師秉持“不分內外、不執門戶”的胸懷，大力倡導佛學內部的融合，主張禪淨合一、性相圓融，認為諸宗佛法異流同源，皆是引導世人向善、達至解脫的途徑，不必刻意分別高下、彼此對立--這正是“捨別歸總”在佛學思想上的直接體現，捨棄諸宗門戶之“別”，歸向佛法慈悲濟世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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