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圖1:台灣民眾兩岸交流意向的綜合分析架構圖 |
中評社╱題:兩岸融合發展背景下台灣民眾的兩岸交流意向研究 作者:楊洋(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基在基層,持續且可感的民間交流合作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重要實踐。本研究以立意抽樣問卷調查蒐集台灣民眾的兩岸交流意向。研究發現,當前受訪者整體交流意向偏正向;其中,對兩岸人員互動與青年赴陸發展的支持度最高,其次是兩岸經貿往來。綜合模型進一步顯示,兩岸交流意向主要由政治認同線索、對經貿與人員交流宏觀社會影響的利弊評價,以及“機遇/威脅”感知與整體情緒正負取向所共同牽動。
兩岸融合發展是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重要內容,是推進和平統一進程的重要途徑。①促進兩岸融合發展,融合是目標,發展是過程。兩者的結合,是既追求目標,更重視過程,尤其更注重將融合的目標前置於發展的進程之中。②要求深化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增進同胞親情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命運共同體認知。可見,兩岸融合發展本質上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兩岸經濟合作、社會互動和民意相通,其深層次、高立意的價值追求是實現兩岸經濟社會的互嵌式關係和共同體狀態。③當前,民進黨當局為政治上謀求“台獨”分離路線,不惜犧牲台灣民眾利益與福祉,大力推行脫離大陸政策,阻撓兩岸經濟社會交流合作。同時,在兩岸敵對關係正式結束之前,台灣其他在野政治勢力和一般民眾也會對走向完全統一的兩岸融合發展進程產生疑慮,甚至有恐懼心理。④民意走向是構成兩岸關係基本格局的重要因素,直接影響兩岸融合發展成效。台灣民眾如何看待兩岸融合發展、是否願意參與兩岸經濟社會交流互動、以及哪些因素提升或抑制其參與意向,均值得我們深入檢視。基於此,本研究將利用實證調查數據,呈現台灣民眾兩岸交流意向型態,並進一步探究影響交流意向的主要因素,以從民意與行為意向層面為理解兩岸融合發展的社會基礎與推進條件提供更具證據力的分析。
一、相關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
(一)“理性利益考量”“感性情感歸屬”與政治態度及行為
在分析民眾對各項政策議題採取的態度與行為研究中,“理性選擇”與“符號政治”是兩條重要的解釋路徑。Sears將基於理性選擇解釋政治行為者視為“理性自利”觀點,而由認同等情感面向所驅動的政治行為則稱為“象徵政治”角度。⑤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源於經濟學,側重通過建構“個體行動+社會情境”模型來解釋宏觀社會現象。理論認為人是理性的個體,在特定情境下會有意識地根據“收益-成本”權衡做出策略選擇,以追求“效用最大化”。Buchanan等人進一步指出,個體在參與市場活動和政治活動時都傾向同一價值尺度,⑥選擇能帶來效用最大或損失最小的方案。此一路徑為政治行為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微觀基礎,尤其有助於理解民眾如何評估政策後果及其利弊得失。
與理性選擇理論所強調的“理性人”假定不同,符號政治理論(Symbolic Politics Theory)將符號、象徵和認同等“非理性”因素作為理解個體政治判斷與行為的基礎前提,認為政治的核心是為團體爭取特定、可見的利益,但政治的“真實”本質是符號。抽象的政治符號不僅構建了公眾對政治現實的理解,更在無形中引導著公眾的情緒和認知。為了理解“象徵”如何轉化為具體態度與行為,Sears將符號政治學與政治心理學對接,完整呈現了這一轉化路徑:早期社會化→象徵性既有傾向→符號線索啟動→認知詮釋→情緒性評價→態度與行為。其中,情緒是連接象徵與行為取向的關鍵環節。個體面對特定政治符號時,既有傾向往往會無意識且迅速地激發情緒反應而不需精細計算,進而影響其判斷與選擇。相關研究也指出,民眾對政治體系及政治發展等的主觀情緒往往會塑造其政治看法,並左右政治偏好甚至政治行為。
圍繞政治態度與行為意向的生成機制,學界長期討論“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何者更具解釋力。既有研究發現,在多數公共議題與投票選擇中,符號象徵的情感認同往往勝過理性計算的自利權衡。就兩岸交流議題而言,陳陸輝等認為,由於種種歷史記憶、認同互斥之故,對許多台灣民眾來說,兩岸經貿是“與對手貿易”或“與虎謀皮”,⑦他們在判斷並形成立場時,不衹關注究竟誰得誰失,還得慮及得失如何衡量,就是因為這種種糾結,兩岸經貿不再衹是貿易得失問題。⑧兩岸經貿的變化,既關乎當事人的利害,又涉及台灣整體的利益,還有一些台灣民眾顧及經貿整合的政治後果,擔心影響政治自主或因此左右台灣前途。這種經濟與安全的兩難,充分反映在台灣民眾的兩岸立場上。因此,“理性利益考量”與“感性情感歸屬”是我們理解台灣民眾兩岸交流意向的重要分析面向。
(二)群際接觸與政治態度及行為
群際關係的探討是社會心理學的重要議題。人們依據群體歸屬感,將他人歸類為內群體或外群體成員,并通常傾向對內群體給予較爲正面的評價,而對外群體則較易產生負面評價與刻板印象。在此背景下,群際接觸理論(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提出“接觸有助於減少偏見”的核心命題,主張通過跨群體互動可降低威脅感知與刻板印象,進而改善群體態度並促進更為積極的互動傾向。大量研究顯示,在適當條件下,群際接觸改善群體態度是一種普遍現象。然而,此項正面效應一直有正反兩面爭論。Jackman與Crane指出,既有研究可能存在因果方向不明確與樣本選取偏誤問題,即未必是接觸減少偏見,而是偏見較低者更願意與他群成員接觸。並且在某些情境下,接觸甚至強化了既有偏見。⑨由此可見,群際接觸對態度與行為意向的影響並非必然正向,而是受到接觸形式、情境條件與既有認知等因素的制約。在兩岸關係脈絡下,台灣民眾與大陸的人、事、物的互動屬於典型跨群體接觸,其接觸經驗是否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影響民眾支持和參與兩岸交流的意向,仍有必要加以檢驗。基於此,本研究引入群際接觸理論,探討不同的接觸經驗對兩岸交流意向的影響及可能的作用方向與條件限制。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認為兩岸交流意向的形成並非單一理論所能解釋,而是利益評估、情感認同與接觸經驗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鑒於兩岸議題的特殊性以及台灣民意的種種糾葛,且既有研究多分別聚焦單一面向,因此,本研究在同一分析框架下整合理性、感性與接觸三個維度,建構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以系統檢驗其對台灣民眾兩岸交流意向的相對影響。
[圖1:台灣民眾兩岸交流意向的綜合分析架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