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上述功能性議題，其實早已在“國共智庫論壇”中形成初步共識。該論壇提出五大面向、十五項共同意見，涵蓋產業合作、公共安全、防災體系、能源轉型、醫療照護與觀光交流等領域。這顯示兩岸在“低政治、高功能”議題上，仍具備高度合作潛力。例如，在人工智慧、智慧製造與精密機械領域，雙方產業結構具有互補性；在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方面，亦存在數據共享與制度協作的空間。這些議題不僅政治敏感度較低，也更容易取得台灣社會共識。
復次，未來兩岸互動可形成一種“分層推進”模式：由高層對話確立和平框架，中層透過智庫與產業平台深化合作，基層則透過觀光、教育與文化交流擴大社會連結。此種多層次治理架構，有助於降低單一政治事件對整體關係的衝擊，提升兩岸互動的韌性。
再者，若“習鄭會”召開益於延續國民黨路線正當性及歷史延續性。鄭麗文主席在訪陸前拜會前主席吳伯雄、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等黨內重要人物，此舉不僅是尋求黨內共識及社會支持，更在於建構“路線正當性”與“歷史延續性”。在國民黨過去兩岸政策脈絡中，從連胡會、馬習會、洪習會等到各類論壇交流，均強調在既有共同基礎上推動和平發展。職是，透過拜會黨內重量級人物，不僅可對外傳達此次訪問並非個人尋求歷史定位行動，而是延續既有路線的制度性安排，同時也有助於避免黨內分歧擴大化。
最後，民進黨對此類兩岸互動的“標籤化”與“污名化”策略，仍將是主要政治挑戰。在此情況下，國民黨若僅以“和平”作為訴求，恐難以形成廣泛支持；唯有將和平轉化為具體的經濟與社會利益，例如就業機會、產業發展與區域繁榮，方能削弱政治對立的動員效果。同時，消弭國共高層對話負面效應，發揮兩岸和平框架對2026年地方選舉及2028年大選的正面效應。
“習鄭會”的真正價值，不在於短期政策成果，而在於建立一個可持續運作的兩岸互動架構。若能結合智庫論壇所累積的功能性共識，並進一步轉化為具體政策倡議，則有可能形成“兩岸和平框架＋政策議題功能合作”的雙軌模式。此一模式不僅有助於穩定兩岸關係，也能回應台灣社會對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期待。
未來關鍵在於高層對話能否持續、中層合作能否制度化、基層交流能否擴大化。唯有三者相互支撐，兩岸關係方能從政治對抗走向治理合作，進而形成一個兼具穩定性與彈性的和平發展新格局。如此穩定兩岸和平框架倡議，最終不僅能成為最大台灣共識集也成為兩岸共識。
（作者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