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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元首去年十月曾在韓國釜山會晤（白宮資料照） |
中評社香港5月5日電（記者 郭至君編譯）在全球政治體系壓力日益加劇之際，“習特會”的潛在會晤正逐漸成形。3月25日，白宮證實特朗普將於5月14日至15日訪問北京，這是他八年來首次訪華，此前因伊朗衝突而推遲了原定計劃。此次延遲反映出，瞬息萬變的地緣政治形勢正如何重塑大國外交的背景。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圖國志研究院院長陳定定與其博士生日前在《外交家》官網上刊文表述，本次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高層接觸不太可能帶來決定性的突破。相反，其重要性在於如何協助在壓力下管理競爭——在面臨日益加劇的壓力下，傳達界限、塑造預期，並在這個系統中維持某種程度的可預測性。文章編譯如下：
區域衝突、經濟外溢效應與供應鏈重組
地緣政治危機已不再局限於區域邊界，而是日益引發連鎖的經濟與系統性效應，進而反饋至大國關係之中。
伊朗衝突便是鮮明的例證。霍爾木茲海峽（全球約20%的石油與天然氣運輸需經此處）的供應中斷，觸發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能源供應衝擊之一。在危機高峰期，約有每日1,300萬桶的原油供應受阻，迫使全球市場動用儲備，並推升油價急遽上揚。因此，這場衝突不僅止於區域安全問題，更迅速演變為對主要經濟體產生直接影響的全球經濟衝擊。
這些外溢效應在各產業領域持續擴大。能源價格飆升引發更廣泛的成本壓力，世界銀行預測2026年能源價格將上漲24%，化肥成本則將增加31%，這將加劇通膨並拖累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與此同時，市場已開始進行結構性調整：隨著全球需求因化石燃料價格波動而轉向，中國的清潔能源出口在2026年3月飆升至260億美元，年增率達52%。
綜觀上述發展，凸顯出一個日益緊密交織的相互依存體系，其中區域衝突、經濟動盪與大國競爭透過緊密耦合的渠道相互作用。在此背景下，核心問題在於能否遏制這些動盪。這些體系的互聯程度越高，全球穩定——以及高層外交的可行性——就越取決於一個關鍵變數：大國能否在最高層級維持可預測的互動？
這種動態日益體現在外部衝擊如何直接影響大國關係上。正如安德魯·P·米勒（Andrew P. Miller）與麥可·克拉克（Michael Clark）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中所論，伊朗戰爭不僅耗盡了美國的戰略能力，更重塑了中美外交的背景，使華盛頓在峰會前處於更受制約的地位。這一點更體現在華府據報將峰會進展與北京在穩定霍爾木茲海峽能源輸送方面的作用掛鉤。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三方危機不再是外部變數，而是大國博弈結構本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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