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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5日，教皇良十四世發佈其教宗任內的首道通諭《偉大的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全稱“論在人工智能時代守護人類”）。（電視截圖） |
中評社北京6月1日電（評論員 楊流昌）5月25日，教皇良十四世發佈其教宗任內的首道通諭《偉大的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全稱“論在人工智能時代守護人類”）。這份長達約4.3萬字、245段的文件，被認為是天主教社會訓導，在數字時代最重要的系統性回應之一。作為數學專業出身的教皇，良十四世以一種兼具理性嚴謹與神學深度的方式，向世界發出了一份關於人工智能倫理的綱領性宣言。
一、一份文獻的譜系：《偉大的人性》的時代定位
要理解《偉大的人性》的深意，必須回到其命名與定時的雙重象徵。這道通諭簽署於2026年5月15日，恰值教皇良十三世頒佈劃時代的社會通諭《新事》（Rerum Novarum）135周年紀念日。良十三世在1891年的那份文獻中，首次系統回應了工業革命，對工人尊嚴與社會秩序的衝擊，奠定了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基石。135年後，另一位良教皇選擇在同一日期簽署文件，其意圖不言自明，人工智能革命之於今日世界，正如工業革命之於19世紀末——它正在重塑勞動、經濟、政治乃至人類自我理解的根基。
這份通諭之所以被稱為綱領性文件，不僅因為它是良十四世的首道通諭，更因為其結構本身，就體現了一種深思熟慮的學術誠意：前兩章不惜篇幅，追溯天主教社會訓導，從良十三世到當今的動態發展歷程，重申人類尊嚴、公共福祉、輔助原則、團結互助與社會正義等核心原則，然後才將這些原則，應用於人工智能的具體挑戰。這種“先立論、後應用”的寫法，使這份文件超越了單純的“AI倫理指南”，而成為一種系統性的數字人類學重建。
二、核心命題：科技不是中立的
《偉大的人性》通諭最根本的理論貢獻，在於對“科技中立論”的徹底批判。良十四世直截了當地指出：“科技既不是與人類對抗的力量，也並非本身就是一件壞事。然而，科技不是中立的，因為它帶有其構思者、投資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面容。”這一論斷看似樸素，實則具有深刻的倫理顛覆性，它意味著我們無法像對待純粹的物理工具那樣對待人工智能，演算法並非僅在於其運行效率，而在於它在設計之初，就已嵌入了價值選擇、權力結構和世界觀。
良十四世進一步將這一判斷推向更深的倫理層次：“我們不能認為人工智能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事實上，每一種技術工具都通過它所度量、忽略和優化的東西，以及它如何對人進行分類，體現了其選擇與優先次序。如果一個系統的設計，或使用方式將某些生命視作不那麼值得，或在沒有上訴可能的情況下將其排斥在外，那麼它就不僅僅是一個‘需要被善用’的工具，因為它已經引入了不容置疑的判別標準。”這一論述的核心意圖在於，在對技術的倫理審視中，我們不能僅停留於“使用者的意圖”，而必須追問技術本身的結構性倫理效應。
三、解除人工智能武裝：從權力批判到關係重建
通諭中最受關注的關鍵字，無疑是“解除武裝”（disarm）。這個強烈而帶有策略性衝擊力的詞彙，並非意指否定或放棄AI技術，而是一種更深層的祛魅行動。良十四世解釋說，“解除武裝意味著‘使技術擺脫武裝’的心態，這種競爭不僅限於軍事領域，同樣也是一種經濟和認知現象”，“‘解除’不意味著拒絕技術，而是防止技術反過來支配人類”。
這一表述的深刻之處，在於將軍事意義上的“解除武裝”，轉用於認知和經濟領域。良十四世展現了一位數學家式的嚴謹：他從“算力競爭”這一事實出發，推導出其背後的邏輯結構，信息、計算資源和監管影響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形成了一種“新式壟斷”。他進一步指出，這種壟斷並非單純的經濟不平等，而是一種“認知不對稱”，當少數公司，能夠控制海量資訊的生產和分配，並在其演算法中，嵌入難以察覺的篩選和判斷標準時，普通人就失去了理解世界的能力，更遑論改變世界的權力。
與此相關，良十四世對“效率崇拜”的批判，同樣切中要害。他寫道：“當效率變成衡量價值的終極標準時，人就容易把自己當成一個需要不斷優化的‘項目’，而不是一個需要和別人建立關係、彼此連接與共融的真實的人。”這種警告，觸及了人工智能時代最深層的異化風險：人類可能從目的淪為手段，從主體淪為客體。通諭的回應則是，重拾天主教社會訓導中的核心原則——公共福祉、輔助原則和團結互助——主張人工智能的發展，必須服務於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非少數人的商業利益或地緣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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