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戰略穩定與戰術博弈並行：元首會晤後中美關係發展前瞻” 作者：信強（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刁國軒（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次特朗普訪華期間，中美兩國元首進行了歷史性的會晤，并圍繞相互關切的核心議題達成一系列積極成果，包括確立中美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涉台紅綫與風險管控的“再確認”、對經貿與科技競爭的“階段性止損”，以及針對地緣政治熱點的立場溝通與協調。展望未來，中美兩國有望以“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為基調，在兩國元首外交機制化安排的引領下，逐步重啓或強化在多個領域的務實合作。但與此同時，中美結構性矛盾并未根本改變，美國對華遏制和打壓也不會停止，兩國在戰術層面的博弈和競爭仍將延續，雙方交往前景和實際合作成效還需在實踐中進一步磨合與檢驗。
2026年5月13至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并同習近平主席舉行多次元首會晤。雙方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建設性和戰略性溝通，并在此基礎上達成一系列積極成果。這是在中美戰略競爭持續激化、兩國關係緊張與對抗不斷升級以及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不斷攀升的背景下，中美雙方試圖重新校準航向、穩控大局的關鍵會晤，也為促進兩國關係走向更加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軌道提供了強大動力。
一、“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中美關係新定位的確立
在中美關係的頂層定位上，本次元首會晤創造性地提出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新概念，習近平主席更是對這一概念做出了權威而具體的闡釋，即“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并號召兩國應做出相向而行的實際行動。〔1〕回顧歷史，中美關係定位的話語演變深刻反映出中美大國交往和博弈的演進歷程，以及在此基礎上雙方對彼此身份認知的變化軌跡。
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美兩國經貿、科技、社會紐帶日益緊密。美方認為，與中國展開全面接觸并推動中國更深度地融入其主導的國際經濟、金融、貿易體系，將有助於促進美國自身的利益。因此在1997年江澤民主席和美國總統克林頓會晤後，雙方宣布將致力於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強調“兩國建立健康穩定的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對實現21世紀的世界和平與繁榮至關重要”。〔2〕隨著兩國戰略與政治互信的逐步加強，中美經貿關係也在1999年簽署雙邊市場准入協議後迅速升溫。小布什上任後，儘管前期一度對中國態度強硬，但“9·11”事件後的反恐合作成為了兩國關係的黏合劑，兩國經濟更是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格局。2006年胡錦濤主席訪美時，與小布什就建立“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達成共識，強調兩國要“加強對話、擴大共識、增進互信、深化合作”。〔3〕在奧巴馬任內，中美關係雖因美國推行“印太再平衡”戰略而多有齟齬，但是合作依然是兩國關係的主流。2009年在奧巴馬訪華期間，雙方提出要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美方也表態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4〕2013年，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構想，其核心要義在於“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5〕雖然奧巴馬政府在最初曾接受并使用中方首倡的這一定位，但隨後卻因兩國在印太地區的摩擦和矛盾不斷上升，又轉而采取謹慎迴避態度，以免壓縮其自身的政策空間。
而在特朗普於2017年1月首次上臺執政之後，中美關係逐漸從此前的合作範式轉向戰略競爭與對抗範式。特朗普將中國貼上“戰略競爭者”和“修正主義國家”等各色標簽，宣布“世界進入了大國競爭的新時代”，并且通過貿易戰、關稅戰、高科技管制，操縱台灣、南海問題等方式，不斷挑釁和打壓中國，導致兩國關係迅速惡化。拜登上任後延續了這一趨勢，進一步將中國稱為“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日益具備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能力來推進這一目標的競爭者”，同時將對華競爭深度嵌入民主同盟、供應鏈安全、技術聯盟和規範秩序競爭等議題之中。〔6〕這也標志著美國以中國為戰略競爭重心、以長期系統遏壓為主要基調的對華全面競爭戰略由此基本成型。〔7〕對於美方的種種打壓舉措，中方則始終堅持中美“大國相處之道”應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項原則，指出美方的戰略競爭叙事和零和博弈思維使其對華政策出現了認知誤判，使得中美關係被引入危險方向，也必將導致兩敗俱傷的結果。
在此前多年中美緊張關係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本次中美關係新定位的提出，反映出特朗普開啓第二任期後，雙方在經過多輪試探性出牌、正面對撞和交鋒以及階段性“止損停戰”後，初步達成了某種“脆弱穩定”的博弈格局。中方強大的反制能力無疑對美國產生了重要影響和衝擊，也令特朗普政府認識到必須對中美關係進行必要的管控，保持基本的穩定，以免令美國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失，這也是特朗普此次願意接受“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新定位，維持中美“休戰”局面，避免雙方關係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8〕從概念內涵上說，“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創新性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建設性”意味著中美關係穩定不能衹是消極維持現狀，而應謀求主動合作、積極溝通、良性互動，積纍利益增量。誠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雙方要進一步用好政治外交、兩軍溝通渠道，并拓展經貿、衛生、農業、旅游、人文、執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不斷夯實和拓寬中美合作的利基。第二，“戰略”旨在著眼全局，著眼長遠，從大國長期博弈、全球格局變動層面奠基定調。在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互動提供頂層框架的同時，也要求雙方承擔大國責任，共同維護國際秩序和全球公共安全。第三，“建設性”和“戰略”最終的落腳點則在於實現“穩定”，意味著中美兩國一方面承認分歧和競爭不可避免，但更須致力於管控風險、防止誤判、避免對抗，向維持持久和平的目標邁進，從而為世界和平和人類前途命運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尤其是要避免中美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
“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新定位的核心在於為中美結構性競爭設立規則和邊界。尤其是美方已然意識到，僅憑蠻橫的對華單邊施壓無法迫使中國妥協和讓步，同時將令美國自身承擔高昂代價，於是試圖在堅持其利益訴求的條件下，有限地掙脫單一的對華競爭和對抗叙事的束縛，向穩定、對話和合作的方向積極嘗試，從而也將對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產生深刻的現實意義。例如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在受訪中便表示，美方認同中方所強調的，應努力實現“兩國關係的戰略穩定，以及一種建設性的關係，避免誤解引發更廣泛的衝突”。〔9〕白宮也在會後成果說明中指出，“兩國應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上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并邀請習主席於今年秋訪問華盛頓。〔10〕由上述可見，這一新定位也得到了美方的認可和接受，預計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中美雙方的核心表述。但這一新定位和新理念能否真正落地，無疑將取決於雙方能否在此基礎上形成機制化、可執行、可持續的政策實踐。未來雙方關係的真實走向還需在牽涉實際利益的各項具體議題的博弈中進行細緻研判和耐心磨礪。
二、涉台紅綫與風險管控的“再確認”
台灣問題無疑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最敏感，同時也是最危險的議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牽一髮而動全身”，使兩國陷入碰撞甚至衝突當中。隨著近年來中美大國戰略競爭日趨激烈，美方“以台制華”的政策路徑持續鞏固，打“台灣牌”的措施手段也是不斷升級，圖謀充分發揮台灣問題在其遏華戰略中的工具性和交易性價值。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台灣作為中美間戰略籌碼的性質初步顯現。既不瞭解台灣問題也不關心台海事務的特朗普，頻頻以突破底綫、極限施壓的方式強化美台勾連，包括與蔡英文之間的通話、通過多部“挺台”立法、派遣內閣級官員竄訪台灣、常態化對台軍售等，以配合其“全政府”“全社會”的對華戰略競爭議程。拜登上任後一方面延續并強化了台灣問題的“軍事化”態勢，積極支持台灣當局發展“不對稱戰力”，甚至多次公開聲稱美國將“協防台灣”；另一方面則更加注重將台灣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價值觀聯盟”與“高科技聯盟”之中，并推動台灣問題的“國際化”，積極拉攏盟國共同介入台海事務。〔11〕尤為惡劣的是，時任美國衆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不顧中方多次嚴正警告，悍然於2022年8月竄訪台灣地區，引發中方一系列懲“獨”遏美的反制措施，也造成2016年以來最嚴重的台海緊張局勢。
而在特朗普再次上任後，美國對台政策在“以台制華”的基本目標之下，因特朗普本人鮮明的個人思維和決策特質呈現出一些新的變化。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傾向於在對華和對台的“雙向交易”政策框架之下，以“成本—收益”視角理解台灣問題，本質上是試圖利用台灣問題來最大限度地攫取戰略、經貿和科技利益，使得其對台政策具有明顯的投機性和工具性。〔12〕在將台灣問題視為對華交易工具的同時，特朗普也認識到美台關係變動必須服務於中美“大交易”的全局，必須對“台獨”挑釁行徑予以必要的管控，以免使美國收益損失甚至被拖入一場與中國的軍事衝突之中。這些政策行動背後無不貫穿著“美國優先”的根本理念，也為本次中美領導人會晤奠定基礎。
在此背景下，作為本次元首會晤的關鍵議題之一，中美兩國針對台灣問題也釋放出部分積極信號。首先，中方明確地將台灣問題置於“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核心位置，并多次堅決地向美方闡明立場，以及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關鍵利害，中方的嚴正立場無疑也得到了美方的重視和理解。會後雙方公布的信息均表示，兩國元首對台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美方多次表示瞭解中方的立場，并重視中方所提出的重大關切。其次，針對美國對台軍售這一具體問題，特朗普在回國途中接受採訪時表示，他與習主席“非常詳細地”討論了此事，而當被問及是否批准140億美元對台軍售案時，特朗普則拒絕做出明確答復，釋放出不再無條件推進大額對台軍售的政策信號。〔13〕儘管在美國國會頻繁施壓的背景下，尚不清楚近期正在規劃中的140億美元巨額軍售能否抑或以何種方式落地，但會晤情況表明，中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強調已經對特朗普個人產生了積極影響。第三，針對“台獨”挑釁問題，美方原有的“不支持台獨”立場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清晰化，表現出更強的“反對台獨”的傾向性。例如特朗普在採訪中表示，“我們不希望有人說，讓我們獨立，因為美國支持我們”，也不想“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14〕王毅外長也在記者會中指出，美方“同國際社會一樣，不認同也不支持台灣走向獨立”。〔15〕
總體而言，此次會晤雖然無法改變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核心矛盾和根本癥結，也無法徹底改變美方“不支持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傳統立場和戰略模糊政策，但顯然雙方對“共同管控‘台獨’挑釁、防止台海局勢失控”達成了戰略共識，更是對島內“台獨”勢力釋放出明確的警示和遏制信號。未來如果美方能够在台灣問題上謹言慎行，采取切實的行動如暫停和大幅削減對台軍售，與中國聯手管控島內“台獨”政客的挑釁行徑，將有利於兩國建立建設性的管控機制，保證台海局勢的基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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