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國家認同驅動下的港澳青年北上就業趨勢與挑戰 作者：王笑非（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組織學院副教授
【摘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向“心聯通”深化，港澳青年北上就業是這一進程的關鍵環節，其北上就業決策邏輯正經歷從物質激勵到價值認同的深刻轉向。本研究系統分析國家認同對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影響機制，提出國家認同已從抽象情感轉化為具體就業決策變量，通過制度認同、發展認同、文化認同與國民身份認同等多重路徑，推動港澳青年北上就業邏輯從生存轉向發展。研究發現，國家認同向實際就業行為轉化面臨“高認同、不北上”與“低認同、卻北上”的雙重困境，其根源在於社會隔閡、制度成本、政策感知落差與信息不對稱等結構性因素的制約。本研究突破傳統視角，提出構建以“就業獲得感”與“職業發展”為核心的就業導向型國家認同提升體系，將國家認同建構嵌入青年北上就業全週期，為實現大灣區“人心回歸”與“人才匯聚”的有機統一提供理論路徑與實踐參考。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僅是區域經濟整合的宏偉工程，更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的關鍵要素。隨著大灣區建設步入深水區，區域整合的邏輯正經歷著從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向身份認同“心聯通”的深刻轉向。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港澳青年是最具活力與潛力的群體，其“北上”就業不僅是勞動力要素的跨界流動，更是一場深刻的個體生命歷程與國家發展大局的雙向融合。①如何從心理層面促使港澳青年建立對國家的正確認知，樹立粵港澳大灣區人的觀念，已成為實現區域高質量融合發展的核心議題。
在過去的政策實踐與學術討論中，引導港澳青年北上多聚焦於經濟激勵和國民待遇供給。②③④然而，單純的物質吸引往往面臨政策邊際效應遞減的瓶頸，難以完全消解跨制度流動帶來的焦慮。⑤近年來，國家認同在就業決策中的權重顯著上升，逐漸從一種抽象的情感話語轉化為具體的決策變量。高水平的國家認同不僅能作為制度的緩衝器，顯著降低青年在面對內地職場文化和社會差異時的感知風險,更作為內生動力，驅動青年從生計驅動型就業轉向主動的追夢式就業，將個人追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個體價值與國家命脈的共振。通過將國家認同的建構深度嵌入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全生命週期，可推動國家認同從情感到實踐的跨越，從而為粵港澳大灣區實現人心回歸與人才匯聚的有機統一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路徑。
一、國家認同對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調節效應
在當前大灣區融合發展的背景下，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呈現明顯變化，即認同感已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文化理念，它在港澳青年的職業生涯規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推動其北上就業的重要決策變量。與此同時，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也在北上就業實踐中不斷得到強化，這在高學歷群體中表現尤為明顯。
（一）國家認同成為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重要決策變量
長期以來，跨制度就業被視為一種高風險行為。⑥國家認同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調節作用。傅承哲等學者基於HKPSSD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高認同度能顯著降低個體對內地法治環境、社會保障等差異的感知風險，顯著促進其跨境就業決策的制定。⑦《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3》報告顯示，香港青年對大灣區發展規劃的認同度從2021年的約35%激增至2023年的67%，實現近乎翻倍的增長。⑧這種心理層面的積極轉向顯著促進了意願向行為的轉化：《2024年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調研報告》發現，82.2%的受訪青年對內地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且已有58.2%的青年受訪者北上求職或實習。⑨這標誌著國家認同已從港澳青年情感層面的表達轉變為職業選擇中的重要決策變量，完成了從心理預期到行為落實的轉化。
（二）國家認同促進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價值升維”效應
國家認同的深化正在深刻重塑港澳青年的就業決策行為。研究指出，青年北上的動機已發生“價值升維”，從生計驅動轉向價值實現。⑩調查數據顯示，港澳青年北上最看重的因素已不再是單純的薪酬差異，而是“事業機會”（84.1%）和“市場規模”（84.0%）。⑪這種轉變本質上是個體價值與國家戰略的對標，青年最關注的行業（如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金融科技）與國家在大灣區佈局的國際科創中心定位高度吻合。就業已不僅是一種謀生手段，更成為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這種國家所需、港澳所長、個人所向的需求共振，標誌著國家認同已具象化為港澳青年職業規劃與國家戰略佈局的深度融合。
（三）高學歷群體北上就業實踐對國家認同的深化效應
高學歷青年已成為國家認同驅動北上就業的先行者。數據顯示，北上就業者大專以上學歷人數占比高達70.6%，該群體普遍理性預期能力強、國際視野廣，不僅是政策紅利的受益者，也正成為國家發展敘事的傳播者。⑫同時，北上就業經歷構成了國家認同深化的關鍵場域，能夠反向塑造國家認同，形成“行動.認同”閉環。香港工聯會（2024）調查表明，93%參與內地就業計劃的青年認為其國民身份認同因該經歷而提升，68%認為此舉拓展了人際網絡。整體來看，僅19.4%的受訪者比兩年前更願意赴大灣區發展，但在已有內地工作經驗的青年中，該比例躍升至64.6%，反映出真實經歷對長期發展意願的顯著促進作用。就業結構上，創新科技、商業分析及金融科技是超40%青年的共同選擇，新媒體（19.7%）與創意產業（16.3%）也備受青睞。⑬當前，港澳青年北上的職業軌跡正經歷從“候鳥式”的短期流動向“在地扎根”的長期模式演進。對參與“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青年而言，基於真實職業與生活體驗所建立的認同與歸屬，比單向宣教更堅韌、更具生命力，標誌著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正於日常實踐中落地生根。
二、國家認同向港澳青年就業決策轉化的多維路徑
國家認同並非停留在口號層面的宏大敘事，而是通過一系列心理調節與價值評估機制，深刻影響著港澳青年的職業選擇。這種影響具體表現為制度認同、發展認同、文化認同與國民身份認同四條關鍵路徑，四者協同作用，共同推動港澳青年北上就業、融入內地發展格局。
（一）制度認同
制度認同為港澳青年北上就業提供了根本的“安全底色”與信心。跨越制度邊界的就業行為往往伴隨著法律差異、政策不確定性等風險感知。⑭研究表明，制度認同能夠顯著緩解制度差異帶來的風險感知，⑮即當青年對“一國兩制”的頂層設計及內地的法治實踐產生深度信任時，他們會將制度差異從需要規避的風險，轉化為可以理解並遵循的特徵。這種信任感能顯著降低其對營商環境、社保體系等“異質性風險”的擔憂，將原本因不確定而產生的阻力，轉化為敢於嘗試和探索的動力。因此，制度認同的核心功能是提供心理安全保障與行為合法性，使港澳青年在跨越制度邊界北上就業時，具備更強的風險承受能力與適應彈性。
（二）發展認同
發展認同重塑了青年評估職業機會的“價值天平”，驅動其決策邏輯從短期生計驅動轉向長期個人價值實現。傳統的跨境就業決策常受薪資差等經濟理性驅動，而發展認同則引導青年將個人職業軌跡與國家發展戰略（如“十四五”規劃、大灣區建設）進行深度綁定。李沐純等學者所言“國家發展我發展”的邏輯，意味著港澳青年開始用“增值型”而非“生存型”標準來評估就業機會。⑯實證研究發現，港澳青年北上就業的核心驅動要素已非單純高薪，而是內地廣闊的產業腹地（84.1%）與巨大的市場規模（84.0%）。這種認同的本質是對國家發展紅利的信心投票。青年們敏銳地將個人專業方向（如AI、生物醫藥、金融科技）對準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的定位，實現在國家所需、港澳所長與個人發展之間的有機結合。因此，發展認同的作用是重塑職業價值觀，將國家機遇內化為個人發展的核心驅動因素。
（三）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降低跨境流動心理障礙、促進社會融入的關鍵要素。一項實證研究發現，文化適應性在國家認同與就業意願間扮演核心中介角色。⑰基於地緣、血緣相連的嶺南文化底蘊，為港澳青年提供了親切的情感紐帶，能有效緩解北上青年的異鄉人心態和初期融入焦慮。當青年通過語言（普通話與粵方言的互通）、生活習慣（相近的飲食與節慶）及共同的媒介文化體驗產生親近感時，其北上就業的心理成本與孤獨感將大幅降低。《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指數2023》發現，那些認為“兩地文化差異比想像中小”的青年人，不僅北上意願更強，且工作穩定性與滿意度也更高。因此，文化認同為北上青年提供了有效的情感慰藉與社會支持，將跨越邊界的職業生活從文化衝擊轉化為文化回歸與文化融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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