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數字經濟驅動下的兩岸融合發展路徑 作者：朱磊（福州），福建福耀科技大學數字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福耀科技大學數字治理實驗室負責人；夏佳慧（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台灣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通訊作者
【摘要】數字經濟為探索兩岸融合的新路徑與新範式提供了重要契機。融合的本質是從低級的“打破隔絕、敵意、疏離”向高級的“利益、情感、秩序”三位一體的深度連接演進。數字時代兩岸融合的新興核心驅動力源於生產力智能化與生產關係網絡化：前者通過數據連接與實體聯動提升跨域協同效率，後者依託去中介化與規則自洽機制弱化制度差異的剛性約束。基於此，數字經濟進一步推動兩岸融合形成跨時空融合與制度外融合兩條新路徑，前者重在突破傳統地域融合的物理限制，後者重在開闢靈活自洽的新型合作空間。數字技術的戰略意義在於其能夠有效打破時空限制、軟化制度約束，是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實現高層次融合的關鍵賦能力量。這一探索為理解與實踐兩岸關係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與可行的實踐框架。
一、問題的提出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核心特徵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這一變革不僅重塑全球經濟格局，更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與互動模式。①在這一浪潮中，數字經濟以其獨特的技術屬性與經濟動能，迅速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②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正打破傳統邊界，重構價值創造方式，為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與社會融合開闢了全新空間。
作為重要的國家治理內容，兩岸關係融合發展正面臨新的時代形勢和路徑選擇。在當前的傳統模式下，兩岸的合作多依賴於政策協商、項目對接、會展經濟等推動方式，受物理空間、制度壁壘、政治形勢等因素限制，融合的深度與廣度難以突破，島內民眾的兩岸合作受益群體也相對固化。然而，數字經濟的興起為未來兩岸融合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性。數字技術弱化地理邊界與傳統制度對經濟社會活動的約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基礎與路徑選擇。③
數字經濟以數據、算力、算法為核心生產要素，通過打破時空邊界、重塑產業結構、改變組織形態，為兩岸融合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動能。這種由技術進步驅動的融合，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貿易往來或人員互訪，而是延伸至產業協同、文化共創、社會互動等多個維度，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融合格局。在數字空間中，兩岸民眾可以超越傳統身份標簽，以“創作者”“開發者”“消費者”等多元角色參與價值共創，在互動中增進理解、培育共識。這種基於數字的新型社會連接，不僅為實質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奠定微觀基礎，更通過構建價值共享、責任共擔與前景互聯的穩定關係，為超越當前政治分治格局提供了現實可能。
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機遇，通過其滲透機制與制度協調能力，推動兩岸從“初級融合”向“深度融合”轉變，並在此過程中構建具有韌性與包容性的共治秩序，成為當前亟須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將從數字經濟對兩岸融合的驅動邏輯出發，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可行政策建議，為推動兩岸深度融合貢獻新思路。
二、融合理論與兩岸融合研究綜述
“融合”（integration）呈現為由表及裡、層層深化的過程：從初期的要素流動，到中期的關係互嵌，再到高級階段的規則共構。在現有研究中，經濟融合側重於資源優化配置的效率邏輯，社會融合聚焦於認同建構的互動邏輯，而制度融合則統攝規則創新與治理協同的秩序邏輯。其中，制度融合為經濟融合與社會融合提供根本保障，將協同發展與身份認同轉化為可持續的制度安排。
（一）經濟融合中的要素驅動與體系構建
從經濟維度看，融合研究的理論重心已由早期的貿易自由化、要素流動與比較優勢分工，逐步轉向制度環境、創新網絡與區域協同機制。落實到兩岸場域，相關研究也經歷了從“要素互補”到“產業鏈重構”④再到“數字共生”的論域推進⑤。現有成果較充分地揭示了兩岸經貿關係的互補基礎、產業聯繫的現實黏性，以及數字技術在跨境電商、產業協作和供應鏈韌性塑造中的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外部戰略競爭加劇、制度壁壘長期存在以及合作嵌入不足，也使兩岸經濟融合始終面臨由“有聯繫”走向“深互嵌”的現實約束。這表明，經濟融合固然能夠不斷纍積共同利益，卻並不自動生成穩定秩序；如果缺乏更高層次的關係重組，利益聯繫仍可能停留在功能性層面，而難以轉化為結構性融合。
（二）社會融合中的個體適應與認同共生
從社會維度看，融合研究的分析視角已由“適應—同化”逐漸轉向“差異承認—認同建構”。兩岸社會融合討論重心也由公共服務、同等待遇等制度供給問題，進一步延伸至文化共鳴、青年互動、社會心理與數字媒介連接。⑥尤其是在數字技術深度滲透之後，短視頻平臺、網絡社群與線上內容共創日益成為兩岸民眾相互感知、彼此接近的重要場域，社會融合的實現方式正在由線下接觸擴展為虛實交織的複合過程。⑦然而，既有研究也表明，接觸頻率的提高並不必然帶來認同程度的同步提升，政策優惠也不必然轉化為情感歸屬。⑧島內政治生態變化、身份認同分化以及“交流而不交心”的現實困境說明，社會融合並不是一種可以依靠交往纍積自動完成的線性過程，而始終受到價值框架、輿論環境與政治結構的深刻塑形。
（三）制度融合中的機制協調與秩序重構
從制度維度看，融合不僅意味著規則對接與機制兼容，更是制度結構的系統性重塑與治理邏輯的範式轉型。其核心在於通過協商共建與技術嵌入，實現制度邊界的彈性化耦合與治理功能的有效互補。兩岸制度融合研究由早期的經貿規則對接，逐步延伸至標準共通、政策協同與治理共構等更深層議題。⑨然而，在兩岸關係的現實語境中，制度融合始終面臨顯著邊界：一方面，兩岸政治分歧與制度差異決定了正式制度對接難以在短期內全面推進；另一方面，外部力量的持續介入又不斷壓縮制度協調的外部空間。兩岸制度融合在現實中更多呈現為功能性、漸進性和局部性推進，而難以依賴傳統路徑自然而然地走向整體性秩序重構。制度問題由此成為兩岸融合中最關鍵、也最容易形成瓶頸的環節。
（四）兩岸融合研究局限
綜合來看，既有研究已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兩岸融合的現實基礎、主要機制與約束條件，並普遍注意到數字技術正在成為影響融合進程的重要變量。然而，現有成果仍存在三方面明顯不足：首先，部分研究仍停留在宏觀敘事與現象描述層面，缺乏對融合過程內部動力機制的細化探討，尤其是在制度彈性、規制創新與社會認同生成等關鍵變量上理論支撐不足。其次，融合研究與數字經濟變遷之間的關聯性有待加強，當前多數分析仍以線下物理空間為中心，忽視了平臺經濟、算法治理與虛擬空間中融合機制的演化趨勢。再次，在制度層面，相關研究多聚焦於中央—地方關係與兩岸政策互動，尚未充分挖掘民間協作機制、平臺規制實踐等“去中心化治理”路徑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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