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重塑台灣社會‘涉統民意’：理論探討與實證檢驗” 作者：張遂新（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台灣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台灣島內不少關於兩岸關係政治態度的民調結果顯示，台灣民衆對兩岸統一的接受度長期不高，似乎“拒統”成為台灣“多數民意”，台灣問題已經難以用和平方式解決。然而，從數據話語權的視角來看，這樣的民調結果很大程度是由設問方式所塑造的。本研究以改進後的設問方式在台灣島內重新開展民意調查，發現多數台灣民衆對國家統一本身不存在強烈的排斥，他們害怕統一主要是擔心現有制度和生活方式被改變。如果能够基於台灣民意的特徵，幫助和引導台灣民衆瞭解到統一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切身好處，并相信和平統一後維持台灣現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誠意，就能逐步將台灣民衆“懼統”“拒統”心態轉化為“談統”“促統”力量，為實現和平統一營造更為有利的社會環境。
中國政府致力於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然而近年來，台灣民進黨當局利用執政地位，不斷在台灣社會進行“反共拒統”政治宣傳，試圖將台灣民衆綁上“台獨”分裂戰車。在這種情況下，島內輿論和學界不少具有公衆認受度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台灣民衆對兩岸統一的接受度“日趨低落”。由此，輿論出現了對和平統一失去信心的氛圍，也為民進黨當局炒作“武統”話題提供誘因。
那麼，和平統一真的在台灣已經喪失民意基礎了嗎？本研究認為，從“數據話語權”的視角來看，當前島內關於台灣民衆涉兩岸關係政治態度的民意調查結果，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為塑造的，不僅不能反映真實的民意，還在客觀上起到了誘導民意、服務於特定政治目的的效果。為瞭解台灣民衆對於兩岸關係真實的政治態度，本研究改進了既有關於統“獨”傾向的民意調查設問方式，并進行了實際調查與測量，發現儘管增進台灣同胞和平統一認同的任務仍然艱巨，但是依然蘊含著希望和契機。為了避免台海形勢陷入戰爭螺旋，兩岸有識之士有必要以實際行動引領兩岸關係的主流民意方向，盡最大可能爭取和平統一前景、擴大和平統一認同。
一、文獻綜述：台灣“拒統民意”背後的數據話語權
（一）“拒統民意”對和平統一前景的影響
民進黨重返執政以來，和平統一前景長期牽動著各方的關切。有觀點認為和平統一是有希望的，如鞠海濤強調和平統一“道路曲折前景光明”，〔1〕鄭劍認為“衹要和平統一基本政策在，和平統一就有希望”，〔2〕朱鋒、張亞中等學者也對和平統一的前景表示樂觀。〔3〕王正智、吳宜等學者更試圖尋找當前有利於和平統一的積極因素。〔4〕
也有部分觀點指出，和平統一可能性正在降低。早在1998年，閻學通就嘗試預測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提出“和平統一以外的方法實現統一的概率約為33.3%，高於和平統一的可能性”。〔5〕在多年後的專訪中，他仍堅持認為和平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6〕從2014年的“反服貿抗爭”事件開始，尤其是2016年以後，對和平統一持悲觀態度的聲音大量湧現。王在希認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在逐漸喪失”，金燦榮更相繼猜測兩岸可能將於2021、2022或2027年實現武力統一。〔7〕近年來，一些學者也開始公開就大陸對台動用“非和平方式”若干問題進行探討。〔8〕此外，美國也不斷炒作“2027年攻台”話題，美衆議院甚至還為此召開聽證會。〔9〕各界明顯加強了對非和平方式統一關注，也從側面反映了對和平統一前景的疑慮。
認為和平統一可能性降低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隨著中國大陸軍事力量的發展，“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變得更加容易了；〔10〕二是台當局抗拒統一，并在謀“獨”的道路上越滑越遠，台灣社會也受分裂勢力長期影響形成了“拒統”的“多數民意”，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統一就衹能采取強制手段。〔11〕
然而，實力增長并不意味著大陸就會放棄長期堅持的和平統一目標，反而可能在對台灣社會形成吸引力的同時，對“台獨”勢力形成震懾力，進而形成更有利於和平統一的環境。至於“拒統民意”的增長，則確實可能成為島內及外部勢力抗拒和平統一的擋箭牌。因為這不僅會增加兩岸政治談判的社會壓力與障礙，也會令台海形勢不斷逼近“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的《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相關規定。
所謂“拒統民意”增長這一判斷，一般而言主要來自關於統“獨”傾向的民意調查。近年來，相關民調顯示，台灣民衆不支持兩岸統一的比例占多數且不斷上升，這往往被視為“拒統民意”滋長、和平統一逐漸失去可能性的依據。但從“數據話語權”的視角來看，這兩種民調結果反映了台灣學界和政界是如何有意無意地利用看似“科學”的設問方式，塑造出能為特定政治勢力所利用的“民意”的。即便部分學者有意尋找更加客觀的調查方式，但仍難以擺脫既有框架的束縛，使得改進的效果并不理想。
（二）兩岸關係中的數據話語權
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話語與話語權是塑造兩岸關係基本秩序的關鍵要素。陳星指出，兩岸關係中的話語權通過對兩岸關係基本秩序進行意義建構和觀念傳播，形成對兩岸關係及台海局勢基本結構的認知框架，并藉此影響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12〕他強調，兩岸話語權的內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對兩岸關係基本規則的體系化論述，二是對兩岸關係議題設置的主導能力，三是采用更易被接受的表達方式，四是建立有效的話語傳播機制。王英津將兩岸關係中的話語劃分為學術話語、政策話語和大衆話語三種類型；〔13〕趙金文則進一步將其細分為五類：道義話語、理論話語、親情話語、輿論話語和民意話語。〔14〕在實踐層面，涉台政治話語最為常見，例如“一個中國原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九二共識”等表述。
在兩岸關係研究中，大陸學界主要關注大陸對台話語權的建構，而對台灣方面如何構建其話語體系的研究則有所不足。例如，劉國深和朱希敏主張政府部門、新聞媒體、學術機構以及兩岸民間社會協同塑造對台政治話語；〔15〕李鵬和楊廣霞分析了學術話語體系在對台話語建構中的重要角色；〔16〕嚴安林和洪志軍則從國際層面分析了中國和平統一話語權建設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17〕
現有研究中，大陸學界直接探討台灣社會輿論與政治話語權建構的成果并不多。王程從民進黨與台灣青年的互動入手，指出民進黨通過塑造自身主體形象、設置與經營關鍵議題、拓展與運用各類平臺媒體來爭取青年認同其話語。〔18〕連子強和李曉晨則認為，民進黨已形成一套以“民主”“本土”“台獨”“反中”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論述。〔19〕他們進一步指出，民進黨構建話語權主要依靠三項策略：爭奪制度與“法律”、大衆傳媒、教育等核心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主導權；製造二元對立的概念與修辭；并運用悲情叙事與恐懼訴求的傳播方式。
儘管大陸學界已開始關注台灣的話語權建構，但現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觀層面，缺乏對具體微觀機制的深入探討；以闡釋為主，實證研究不足。為此，本文提出兩岸關係話語權的一種新形態——“數據話語權”，用以揭示關於台灣民衆兩岸關係政治態度民調數據是如何被塑造的，并通過改進測量工具，較大程度排除既有的數據話語權干擾，重新對台灣民衆涉兩岸關係政治態度進行民意調查，以期更加準確地呈現台灣民衆關於兩岸關係的政治態度，探究當前和平統一在台灣的民意基礎。
二、理論分析：數據話語權視角下的“民意”塑造
（一）數據話語權的定義
數據話語權是話語權的一種特殊形態，指特定主體通過對某個領域數據或更大範圍數據集的積纍、收集、控制、處理、發布、解讀、傳播等行為，以及通過提供不斷延伸的相關數據產品和數據服務而獲得的現實傳播優勢和深層影響能力。〔20〕當下，數據傳播是一種更為隱蔽、又更為具有戰略意義的認知戰方式，不同數據構成和發布方式潛藏著不同的影響邏輯。與一般的話語權形式相比，數據話語權在說服力、影響力與權威建構方面更為強大，能够以更細緻、更深層的方式作用於公衆的意識形態。其關鍵原因在於，人們往往容易受到數據控制者關於其數據收集與解讀“科學性”“代表性”論述的影響。
數據話語權的形成，與當代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方式密切相關。自近代以來，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與過程上深受數學和量化方法影響，實證主義強調以可觀察、可驗證的證據為知識生產的基礎。在西方政治與政治學研究中，民意調查因此成為重要的“知識”生產工具，通過問卷設計、抽樣與統計分析來呈現公衆態度。當前，西方位於全球社會科學數據生產的中心，是數據的主要生產者和輸出者，掌握著數據的設計、收集、發布和解讀（如世界價值觀調查、風向標調查），由此在全球範圍內掌握話語霸權。〔21〕受美國影響，台灣地區也重視對民意的數據化采集與生產，其中以民意調查最具代表性，這些數據常被用來為其政策主張的合法性辯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數據并非天然客觀、真實，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歷史與政治情境的影響，以及數據設計與收集者的把關。數據控制者可通過操控民調問卷題目而左右數據結果。例如，措辭差異（如“大陸”或“中國”）會觸發受訪者的不同情緒聯想并改變態度表達，選項設置（如數量、是否包含極端選項）會影響選擇分布，回答格式（如李克特量表錨點、是否強制單選）也會改變受訪者的極端或中立傾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