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龍煥提出的應對方向，是“以自強為基礎的同盟戰略”和“戰略自主”。具體政策議題包括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與核動力潛艇。他強調，戰略自主並不意味著廢除同盟或脫離同盟，而是在維持同盟的同時，決定韓國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服務於本國利益的主權選擇權。戰略自主也不只適用於對美關係，降低經濟結構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同樣是自主的一部分。
報告還批評前政府過度追求“戰略清晰”，認為這使韓國外交更多受到價值和意識形態陣營邏輯牽引，壓縮了借助中俄影響朝鮮的政策空間，並在客觀上加速了朝俄靠攏。至於韓國最終追求的國際秩序，崔龍煥認為，不應是韓國憑自身力量成為“多極化”的一極，而應是各方在普遍認可的規則下公平競爭的“多邊主義”秩序。
如果說田奉根和崔龍煥更多討論“往哪裡走”，潘吉周關注的則是“以什麼成本前進”。他把外交政策放在“成本投入”和“互惠性”兩條軸線上觀察：成本低且有互惠，屬於穩定維持；成本高但有互惠，可能帶來高績效；成本低卻缺乏互惠，容易導致僵局延續；成本高又缺乏互惠，則可能使“陷阱現實化”。
這一框架的核心提醒是，先行付出成本本身並不等於外交成果，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換來對方的相應回報。
潘吉周把韓國對朝、對華政策中的兩段經驗作為警示。2018年至2019年，韓國通過縮減或中止韓美聯合演習、簽署《九一九軍事協議》等方式，向朝鮮發出高成本緩和信號；但此後朝鮮轉向“敵對兩國論”，韓朝外交空間反而進一步收窄。
另一案例是2016至2017年“薩德”爭議期間的對華政策。報告認為，“均衡外交”和“薩德三不”包含了在安全與主權議題上向中方進行協調性說明的例外性質，但這些高成本信號並未阻止“限韓令”延續，反而使韓方承擔了更高政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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