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論文也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關“台灣有事”的言論列為高成本信號。在美國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對華制衡方向尚未完全明確之時，日本試圖通過主動打出台灣牌加強美日同盟凝聚力，但美方並未給予明確背書，日本由此陷入成本困境。換言之，即使在同盟內部，缺乏互惠保障的高成本投入也可能失敗。
與此相對，韓美在造船和核能合作上的成果、韓國提出把國防開支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的3.5%，以及3500億美元對美投資方案，則被歸入“高成本但互惠機制能夠運轉”的情形。潘吉周由此主張，韓國需要實行外交互惠主義，通過外部聯合構築安全保障裝置，並建立跨部門的成本判斷平台。針對對華政策，他建議把“均衡外交”調整為“比重外交”或“主導外交”，以避免在模糊話語中繼續承擔過高成本。
在具體議題上，潘吉周認為，黃海固定構造物問題涉及主權層面，韓國採取對等且相稱的應對，屬於低風險的低成本信號；若長期遲疑，政策成本反而可能上升。要求中國在朝鮮無核化問題上發揮作用，屬於低成本信號；但如果允許中方以核問題為由介入朝鮮半島所有事務，則可能轉化為高成本信號。
綜合三份報告可以看到，韓國外交安全界的共識正在變得清晰：“安美經中”已失去現實基礎，韓美同盟仍是韓國安全戰略的重要前提，對華關係需要管理而不能放棄，韓國也不應在中美之間被迫作出單一選擇。分歧則在於如何實現這種平衡。田奉根強調擴大政策選項，崔龍煥強調提升戰略自主，潘吉周則提醒韓國必須精細計算每一步外交成本。同樣談“實用外交”，一方主張走得更寬，一方主張站得更穩，還有一方主張算得更細。
外部環境也在快速變化。美國印太司令部今年6月恢復“太平洋司令部”名稱，被韓國觀察者視為美國戰略表述變化的一個信號；習近平6月訪問朝鮮，7月中朝紀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則使朝鮮半島北側的戰略變量加快變化。未來數月，美方所稱今年秋季的中美元首互動，以及11月深圳APEC領導人會議，都可能成為檢驗韓國外交選擇的時間節點。
用田奉根所援引的話說：“不坐在餐桌上，就會出現在菜單上。”但對韓國而言，能否坐上桌，不只取決於是否選邊，更取決於是否擁有足夠的自主能力、談判籌碼和成本判斷。三份韓國智庫報告真正共同指向的，也正是這一點：在大國競爭重新劃線的時代，韓國外交的空間不會自然存在，而必須通過能力、原則和精細計算去爭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