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民生問題上，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埃爾南多•塞佩達認為，受制於有限的財政空間和嚴苛的外部經濟環境，部分此前執政的左翼政府未能兌現消除貧困、擴大社會福利的承諾。面對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選民逐漸對左翼政府失去信心，轉而寄希望於右翼候選人承諾的自由市場改革。
在治安問題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昊旻認為，近年來，拉美多國跨國犯罪、毒品販運和黑幫暴力猖獗，社會治安有所惡化。右翼政客順勢提出“鐵腕治安”主張，承諾從嚴打擊黑幫和犯罪，迎合了選民尋求安全感的心理，收獲不少基於治安訴求的選票。
從外部因素看，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在拉美大肆推行“唐羅主義”，公然推行“拉右打左”政策，甚至直接幹涉一些拉美國家選舉，為拉美“右轉”推波助瀾。例如，在哥倫比亞舉行總統選舉期間，特朗普多次公開站台德拉埃斯普列亞；在去年的洪都拉斯總統選舉中，特朗普聲稱若右翼國民黨候選人納斯裡•阿斯富拉未獲勝，美國將切斷對洪援助，而阿斯富拉最終在選舉中勝出。
袁東振認為，美國通過外部制裁施壓和內部政治滲透相結合的手段，挑動拉美各國內部左右力量對立，加劇地區政治生態的極化與撕裂。與此同時，保守主義思潮蔓延，歐美多國右翼政黨上台執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拉美右翼力量的崛起。
自主發展才是正道
專家認為，近來拉美政壇呈現的“右轉”趨勢，并不代表地區意識形態格局出現根本性重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