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疑惑的是，仲裁庭在證據采信上同樣缺乏起碼的客觀中立，多處援引未經核實、來源單一的材料，甚至主動搜集不利於中國的久遠且缺乏關聯性的“證據”。這樣的取證方式，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實踐中都難以立足，遑論以“國際法治”自居的仲裁裁決。一份內在邏輯斷裂、前後矛盾、專業性存疑的文本，無論如何包裝，都無法掩蓋其作為“法律產品”的根本缺陷。
剝開這層“法治”外衣，南海仲裁案的本質昭然若揭。十年來的事實已經給出了最好的證明：這份裁決沒有解決任何爭端，反而為菲律賓等國一再違背承諾、挑起事端提供了某種“背書”。從非法“坐灘”軍艦到頻繁侵闖島礁，從拉攏域外勢力聯合軍演到在國際場合翻炒舊案，菲律賓近年來的一系列舉動，恰恰從實踐層面反證了裁決的失效。某些域外大國假手法律程序，行地緣政治圍堵之實，將國際司法機制異化為戰略博弈的工具。當國際法治被如此工具化，當裁判者淪為地緣政治的附庸，其損害的不僅是一國的合法權益，更是整個國際法體系的公信力，使國際社會對仲裁等爭端解決機制的公正性產生強烈質疑。
真正的國際法治，從來不在於某一方能否通過程序操縱獲得一紙有利的“裁決”，而在於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強弱——是否能在平等與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共同塑造規則。《聯合國憲章》確立的協商談判優先原則，才是處理國際爭端的基本遵循。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雙軌思路”，直接當事國通過對話協商處理分歧的實踐，正是對這一國際法治精神的真正回歸。這些年來，中國與東盟國家積極推進“南海行為准則”磋商，不斷深化海上搜救、漁業資源養護等領域合作，用對話代替對抗，用合作化解分歧，地區海上務實合作成果豐碩。這些實踐遠比一紙越權裁決更具建設性，也為地區國家妥善處理海上爭議提供了有益經驗。
國際法應當是維護公平正義的盾牌，而不應成為少數國家謀取私利的工具。南海仲裁案的裁決，因程序越權、實體謬誤、政治操弄等多重缺陷，自始就不具備國際法意義上的拘束力。十年回望，這一結論愈發清晰，國際社會有識之士對此的認識也日益深化。唯有堅守主權平等與協商共識的國際法治真義，南海地區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國際法的公信力才能得到切實維護。（來源：光明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