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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存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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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才 |
殷存毅：“習特會”後要對和平統一更自信
中美關係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兩國領導人的互動直接影響著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和平穩定，也深刻牽動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走向。從兩岸關係的角度看，此次“習特會”進一步夯實兩岸關係發展的大方向，即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兩岸的最終統一是不可逆轉的大勢所趨。
我們注意到此次中美領導人會談時，當習近平主席清晰地表達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和鬥爭決心時，美國方面似乎在“迴避”台灣問題，以致特朗普回國時在“空軍一號”上面對記者“機關槍”式提問台灣問題，許多人質疑美方為何在台灣問題上陷入沉默？特朗普面對記者表示沒有給兩岸任何一方承諾，而魯比奧在返程時談了很多內容。儘管特朗普一開始試圖給外界造成台灣問題不是他此次中國行的主要問題的印象，但在後來接受福斯電視記者採訪時，特朗普承認與習主席深入討論了台灣問題。最值得玩味的是，當有記者在問詢美國對台軍售問題時提及里根時期的“六項保證”時，特朗普表示：1982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認為，從這句話出發，我們可以做一些中美關係在新時代的猜想。
我認為特朗普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破壞”特點的人，從他兩次執政以來的言行看，無論“退群”、與傳統盟友爭吵霸淩、對全世界大打“關稅戰”等，都是對既有國際秩序和規則的蔑視和挑戰，當然這不應被簡單地視為特朗普個人性格的問題，而是美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實力和影響力相對下降的躁動，他試圖重新塑造能够挽回美國頽勢的新秩序，借用制度經濟學派理論表述來比喻，他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破壞”的人。
我們知道，在台灣問題上真正制約中美關係的還是美國在與台灣“斷交”後那幾份重要法律文件，如果美國要拋棄或減輕台灣問題這個沉重的負擔，確保他的“MAGA”理想不被中美關係的嚴重衝突而“泡湯”，衹能通過國會的某種修正，而目前特朗普流露出“已經是40多年前的事情”，暗示這已經是過時的東西，可以“重新打掃房間、重新整理了”。由於特朗普的“破壞性創造”的特點，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的單級獨霸時代的一去不復返，他在任期最後，對台灣問題的各種原有法律約束進行某種形式的解套，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所以台灣問題可能會迎來“破壞性創新”的新局面，這也是我們所說的“百年未有大變局”涉及台灣問題的變局。我認為，特朗普這次對台灣問題的沉默和躲閃，意味著美國是到了該重新修正美國涉台舊法律、歷史文件的時候了。但毫無疑問，這一點的基礎是中國的日益發展和強大，已經事實上形成G2共治的格局。
因此，此次“習特會”後，我們應該對和平統一更有自信。近年來，輿論上“武統”聲音高漲，但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堅持戰略定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研究者應該少一些趕時髦，因為真正經得起實踐考驗的學術研究成果，都是一些基本常識。亨廷頓曾在其《文明的衝突》中指出，儒家文明的核心國家是中國，即在中國文化圈裡的所有地區都是中國的勢力範圍，更何況台灣問題本來就是中國的內部問題。魯比奧隨特朗普訪問中國後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他特意提到中國的和平統一是希望“讓台灣自願接受統一”。最近島內有一份民調顯示，台灣有400萬人可以接受統一。上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以來，有兩個思想家的論斷，一個被證偽、一個被證實。被證偽的是福山“歷史終結論”，被證實的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這個被事實證明了，兩岸統一是儒家文明圈裡面的家務事，我堅信和平統一的大勢更加清晰，我們也要更加自信。
陳先才：“習特會”後台海局勢穩定可期
“習特會”成為當前全球矚目的重大事件，必然會對台海局勢的發展帶來重要影響。隨著中美將建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達成共識，必然會為未來更長一段時間的中美關係發展提供戰略指引。台灣問題作為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中美兩國領導人在“習特會”上圍繞台灣問題上的相關共識，不衹是有望為中美關係開創新的局面，也會對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
中美涉台表述信號清晰共識增加
在這次中美元首會晤中，中方明確指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的最大公約數，美國務必要慎之又慎，這既是對目前中美關係發展現狀的深度擔憂，又是對當前台海局勢的深入觀察。長期以來，雖然中美雙方在台灣問題上各有堅持，但有一個最大的共識，即都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敏感性，都認識到要管控好雙方的分歧，避免衝擊中美關係的發展大局。本次“習特會”上，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涉台表述信號非常清晰，雙方的共識有所增加。
事實上，“習特會”舉行前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的通話中就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的最大風險點。中方明確指出，“台獨”與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關係，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就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台獨’”，要求美方就“台獨”挑釁行為做出明確回應。在“習特會”上，中方提出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其核心意涵突顯以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中美關係新局面。而當前中美關係中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之所以成為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主要是當前台海和平穩定的局面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其根源主要有兩個，一是賴清德當局的“台獨”分裂行徑與挑釁，這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風險，衹要民進黨當局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賴清德當局不放棄敵視大陸的對抗政策，台海的和平穩定就不可能得到維繫。“台獨”與台海和平是一對完全不相容的衝突關係。二是當前美國越來越深度介入台灣問題之中，尤其是美國對台軍售、美台軍事合作等問題已經成為推動台海風險驟然上升的重大隱患。不可否認，美國對台軍售已經成為民進黨和賴清德當局“倚美謀獨”的重要外部支撑，如果美國繼續對台軍售，繼續強化美台軍事勾連，則台海局勢的風險不斷上升，最終必然會對中美關係的穩定造成重大的衝擊。
在這次“習特會”上，中方明確將台灣問題視為不可逾越的底綫，美方對此也未提出異議，而是對中方的堅持和立場保持沉默的態度，這表明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攻守態勢已經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中美在涉台表述上的共識明顯增長，即維持台海局勢的和平穩定，雙方在涉台問題上釋放的信號非常清晰。
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不確定性風險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最為敏感、最為複雜的問題。長期以來，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確定性以及不確定因素客觀存在。但近年來，隨著中美關係進入深度博弈的階段，台海局勢發展的不確定性風險大幅增加。
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確定性因素，體現在美國對台灣的所謂“承諾”，即美國在過去數十年裡處理台灣問題時所形成一系列的法律與政策框架，包括中美之間的三個公報，以及所謂的“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等，而大陸方面則是體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綫，即中國政府將台灣視為其不可分割的核心利益，包括《反分裂國家法》等法律。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具有高度戰略穩定性，也是不可談判的底綫。此外，美國長期基於地緣戰略層面的考量，即台灣島處於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并將台灣視為其在亞太制衡中國的重要節點。當然，中方將美國對台灣的支持視為一種戰略挑釁。同時，美國國內兩黨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一致，甚至有意強化台灣的防務能力，以及持續維持雙方非官方關係等，都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變數。
就目前的中美關係以及台海局勢發展來觀察，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產生影響的確定性因素有所下降。但台海局勢發展中的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大為上升，甚至有可能成為引發中美關係的最大風險點。例如，美國對台軍售有可能觸發中美雙方的對抗升級，在政治與外交領域層面，中美領導人的決策風格、優先事項及其判斷，以及第三方因素干擾等等，都可能引發台海局勢的巨大變動，加之台灣內部的變數，尤其是“台獨”勢力的挑釁性動作等，還有就是台灣社會民意的發展變化，可能會成為引發台海局勢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
“習特會”為兩岸融合發展帶來重大契機
“習特會”不衹是中美兩大國的直接互動，更會對兩岸關係產生重大的影響。一方面，隨著中美兩國在維護台海和平穩定這一問題上取得最大公約數，這有助於台海局勢的持續穩定。民進黨和賴清德當局長期挑釁與破壞兩岸和平穩定的衝撞行為必然會受到壓制。當前，賴清德當局不斷升高兩岸對抗，人為製造兩岸緊張氛圍，這對台海和平穩定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此外，中美兩國在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引領下，美國在對台軍售方面也必然要有所收斂，不得再為“台獨”勢力發出錯誤訊號，不得為民進黨當局的“倚外謀獨”提供任何支持。
另一方面，“習特會”或為兩岸融合發展提供新的契機。大陸方面始終堅持和平統一的既定方針，這不衹是大陸方面的長期堅持，而且也符合美方的期待。隨著中美領導人在“習特會”上就維護台海和平穩定這一點上達成共識，無疑有助於當前台海局勢的降溫，加之島內支持兩岸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力量必然大幅增長，這些都為兩岸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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