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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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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維旭 |
周文星：中美關係新定位為台灣問題注入更多穩定因素
這次備受國內外各界關注的“習特會”所取得的最大成果，當屬中美元首就雙邊關係定位達成的共識。據我與合作者研究統計，中美兩國元首自冷戰結束以來就兩國關係定位共發起八次倡議，但雙方達成共識不多且都好景不長。就此而言，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實屬來之不易，但又有其必然性。
表面上看，它凸顯了美國在沒有歐洲盟友協助的情況下對伊朗所發動的戰爭中“騎虎難下”，更表露出特朗普因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導致美國國內油價暴漲進而衝擊共和黨中期選舉的疲態。因此，特朗普亟須在11月初中期選舉時拿出一張令國內選民滿意的“答卷”，避免淪為跛腳總統。而率團對中國進行高調的國事訪問并擺出“滿載而歸”的姿態，顯然是“答題”精髓所在。中方應對美國挑戰的堅定意志與戰略定力及其背後持續增長的綜合實力，則是特朗普政府與中方達成上述共識的深層動因。
儘管美方在“習特會”期間一度對台灣問題緘默不語，但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應有之義甚至首要價值，自然是與中方達成的共管“台獨”的共識，這一共識也將對國際社會處理涉台問題產生積極影響。若中美雙方後續開展持續良性互動，這一默契有望在未來三年內為台灣問題發展注入更多穩定因素。
“習特會”後美方反對“台獨”信號強烈
台灣問題是貫穿“習特會”始終的焦點議題，但中美元首在“習特會”期間的涉台互動有限，美方衹是在會後釋放出反對“台獨”的強烈信號。
比照中美雙方會後通過多個渠道釋放的信息，尤其包括特朗普總統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外交部長王毅向媒體介紹元首會晤情況、國務卿魯比奧接受媒體採訪，可知三個細節：一是中方將台灣問題視為本次峰會最重要的議題，并多次向美方闡釋和強調中方在該問題上的一貫政策與堅定立場。二是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互動有限，特朗普總統沒有直接回應習主席的涉台表述與提問。三是最關鍵的，即特朗普在峰會結束後多次就台灣問題釋放強烈信號，包括“不願意”看到有人因為“有美國支持”而邁向“台獨”、兩岸相隔太近且實力差距巨大而美台距離遙遠且不願參與戰爭，盡顯這位具有孤立主義外交傾向的總統對“台獨”的厭惡與反對（儘管特朗普本人并沒有使用“反對”一詞）。
至於特朗普在“習特會”期間在台灣問題上的有限互動，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特朗普率領的豪華商業天團已經與中方簽訂了包括200架波音飛機在內的多項大單，美方已經答完中期選舉的“答卷”，現階段并沒有在台灣問題上與中方進行交易的強烈需求。二是如果在台灣問題上對中方作出重大承諾或“顛覆性表態”，可能不利於共和黨對中期選舉的布局。以魯比奧為代表的幕僚，肯定也少不了善意提醒特朗普在訪華期間在涉台問題上謹言慎行。三是今年將有多次“習特會”，特朗普認為可通過中美元首直接溝通管理目前總體可控的台灣問題。今年的APEC峰會和G20峰會分別將於11月中旬和12月中旬在中國深圳和美國邁阿密舉行，且習主席將於今年秋季訪美，這三次中美元首會面機會為特朗普應對台灣問題提供了充足的時間。此外，中美雙方既然已經同意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那麼之後雙方工作團隊就可圍繞台灣等議題開展密切溝通。上述這些主要因素，使一向快人快語的特朗普這次罕見地甘當安靜的傾聽者。
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地位或權重將持續走弱
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但自其產生至今就始終伴隨著外部大國的介入與干涉。而要理解美國這個外交現實主義國家對台灣問題的干涉規律，則離不開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慣用的權力與均勢（Balance of Power）概念，這是理解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地位與權重變化的關鍵指標。基於這個視角，隨著中美國家實力尤其是軍事與科技實力的強弱升降變化，台灣問題在兩國關係中的地位與權重也經歷了相應的動態變遷。
簡言之，當中國實力落後於美國時，台灣地區在中國大陸和美國的互動結構中處於相對更有利的位置，台灣問題也更容易凸顯為中美關係中的“問題”，尤其當中美關係發展并不順暢而美台關係進展較快時，台灣問題的權重更大。而當中國實力接近并在一些指標和層面超越美國之後，台灣在與中國大陸、美國構成的三角關係中的地位更不利，但台灣問題的權重此時卻也取決於美國領導人的涉台認知。例如，拜登總統執政時美國行政當局對台灣問題的干涉極為全面、深入，國會立法干涉的深度、力度與烈度堪稱空前，極具危害性。
不過，自特朗普總統2025年1月主政之後，我發現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在多個方面都在干涉台灣問題上有所回撤，顯著地放鬆了拜登時期力推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力度。這背後的邏輯，既有特朗普涉台認知的增長及其交易思維的作用，還有他對兩岸實力對比、中美實力變化（特朗普再度提起中美“G2”即兩國集團概念）的準確把握和深刻洞察。隨著中美實力日益持平，美方處理台灣問題的方式將更加成熟理性，其干涉中國內政的手段和效果將更加受限（國會仍將頻打“台灣牌”），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地位與權重勢必持續走弱。
未來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確定性多於不確定性
一是從中美實力相近的結構性框架來看，未來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確定性衹增不減。如前所述，權力或實力始終是影響中美涉台博弈的關鍵指標。隨著國力持續攀升，中方在與美方博弈時將具有更全面的工具箱，應對美方“以台制華”時也擁有更有力的、針對性更強的反制手段，這間接地增加了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確定性。實力之外，中方致力於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最終統一的強大意志，也是確保台灣問題走向更加確定的關鍵因素。
二是中美基於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所推動的後續良性互動，有助於對衝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潛在負面影響。結合中美元首在峰會期間及會後的相關信息來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新共識的關鍵，就在於雙方攜手共同管理和遏制“台獨”冒險。習主席在峰會期間表示“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總統指出美國不會因為有人搞“獨立”而遠赴近萬英里之外的台海作戰，說明中美元首在“台獨”即戰爭、反對“台獨”問題上的一致立場。此外，中美工作團隊還將基於這一新共識，就經貿投資審查、高端芯片出口管制等雙方關切的議題進行磋商。兩國關係在這些領域取得的積極成果與良性發展，也將進一步約束特朗普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言行，增加台灣問題在短期內的確定性。
“習特會”對國際社會處理涉台議題產生積極影響
“習特會”對國際社會處理涉台議題的影響，總體上更趨積極正面。不過，我們首先要明確何為“國際社會”？至少由近140個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全球南方”和以美國及其盟友構成的西方國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對南方國家而言，它們與中國建交都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幾乎所有國家在台灣問題上都持有較為連貫的政策立場。“習特會”衹會加深這些國家對台灣問題的謹慎認知，強化它們對一中原則的國際共識。
中美元首峰會對西方國家的影響相對更加複雜，但總體意涵呈積極態勢。峰會對日本的影響最大，一個例子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結束訪華返美時就迫不及待與後者通話，試圖與美國同步中美元首會談內容。作為安倍的繼承人，高市深信“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謬論，并在過去幾年裡為應對所謂“台灣有事”將沖繩等地“堡壘化”、強推修憲，故而高度關注中美元首可能在台灣問題上達成的任何共識。不過，“習特會”可能在涉台議題上給日本套上“緊箍咒”，約束後者的冒險舉動。峰會對美國的歐洲盟友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包括德國、法國等國家在內的反對黨議員，為了國內選票仍可能會繼續在涉台議題上試探，強化與台灣的有限勾連。
吳維旭：“習特會”的信號政治、危機管理與區域效應
美國總統特朗普赴北京進行國事訪問，與習近平主席舉行正式會談及小範圍交流。中方將此次訪問置於“十五五”開局、中國式現代化推進的背景之下，提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白宮會後也采用了“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的相近表述。這意味著中美雙方雖未消除根本分歧，卻試圖為高度競爭性的雙邊關係尋找一個可運作、可管控、可暫時穩定的政治框架。這是一場在中美深層競爭無法短期逆轉的前提下，對危機管理機制進行再確認的首腦外交，台灣問題則被重新置入一個“避免爆炸、但持續敏感”的戰略容器中，中美也在短期內形成了一種最低限度的危機管理默契。
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雙重呈現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高峰外交很少直接改變一個國家的核心戰略利益，但它能够完成三項更具制度意義的任務：第一，重新排序雙方認為“最需優先處理”的風險；第二，向彼此及第三方傳遞紅綫、底綫與預期；第三，設定接下來一段時間內雙邊互動的語氣與節奏。
根據中國外交部公布的會談通報，習近平主席明確將台灣問題界定為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并指出處理得當則中美關係可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當則雙方可能發生碰撞甚至衝突。習主席表述的政治含義相當清晰，即北京并非衹是在例行重申既有立場，而是在面對特朗普第二任期高度不確定的對華政策時，主動將台灣重新置於中美互動的核心警戒綫。
中方的表述至少具有三層含義，其一，要對美國涉台政策的“纍積性漂移”進行預防性警告，北京關切美國在軍售、對台高層互動與涉台政治叙事上的逐步加碼，這些“非正式”的加碼正在逐漸穿透既有的政策邊界；其二，是對特朗普個人化不確定外交風格的直接約束，特朗普善於將外交議題交易化、談判化，中方需要直接告知特朗普，台灣不能被視為一般經貿籌碼；其三，對中國國內與周邊地區釋放政治定力，也就是即便中美關係進入“建設性戰略穩定”新叙事，台灣并非可後置或模糊化的次要議題。
與北京的高調點題相比，美方最初在公開層面的處理明顯更為謹慎。白宮的會後事實清單未將台灣列入主要成果叙事，特朗普在北京的公開場合也沒有主動展開涉台表態，特朗普會後接受Fox News訪談中說，美國對台灣政策“沒有改變”，同時又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獨立”，也不想讓美國為了“9500英里外”的台灣打一場戰爭。中美之間正在形成某種“戰術性降溫默契”或“反‘台獨’表述上的有限重迭”，但是否已經達成新的台灣政策共識需要進一步觀察。
中美兩邊既有公開表態的差異，并不等於雙方對台灣問題是否重要存在根本分歧，而是顯示出雙方兩套不同的信號策略，北京要將台灣問題列為評估中美關係穩定性的關鍵指標，華盛頓則試圖避免讓台灣問題成為此次訪華的公開主軸，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峰會前後的說法也顯示，台灣問題確實是“習特會”中不可完全迴避的議題，但美方仍試圖把它限制在戰略模糊與危機預防的框架內，而非公開對抗的政治舞臺。
從制度層面看，美國對台安全政策并不由一次峰會單獨決定。“台灣關係法”仍在明確要求美國向台灣提供所謂防禦性武器，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的制度性慣性也使對台軍售具有時間與規模的延續性，特朗普的表態更像是談判式政治語言，并非已經完成的涉台戰略逆轉。
軍售、軍事溝通與“低烈度危機管控”
除了公開表態外，此次“習特會”後雙方的操作性安排值得關注。中方公開通報提到中美雙方應進一步用好政治外交與兩軍溝通渠道，表面標準化措辭放在台海局勢逐漸軍事化、近年中美危機溝通屢次中斷與恢復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它表明中方希望將涉台風險納入更可控的雙邊安全管理軌道，而不是任由政治表態與軍事行動彼此放大。
這次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隨同特朗普訪華，此一安排表明，美國將軍事風險控制納入整體訪問設計。這與中方強調“兩軍溝通渠道”的公開表述形成某種呼應。從風險治理角度看，未來中美圍繞台海的低調軍事磋商、安全熱綫、危機預防與意外事件管控，可能要比部分公開聯合聲明更具有實際價值。
這裡需要區分兩種不同層次的變化。第一是戰術層面的調整，包括美方對台軍售案的宣布時點、軍售包裝方式，以及對中國可能反應的評估、美中軍事溝通的密度；第二是戰略層面的根本轉向，包括美國是否放棄支撑台灣地區的自我防衛、是否改變戰略模糊、多大程度上承認北京對台灣的政治主張。現有公開證據可以支持第一種可能，并不足以支持第二種結論。若把特朗普對軍售的猶疑表態解讀為美國整體對台政策轉向，顯然是過度延伸的。
更準確地說，“習特會”之後的台海風險可能會進入一種被安排的“休眠”狀態。所謂“休眠”不是台海衝突的風險消失，也不是各方停止準備，而是中美雙方都暫時不希望台灣議題立刻引爆更大危機，北京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推進國內發展與“十五五”開局，華盛頓則需要在處理伊朗、經貿、朝核與盟友信任等多重議題之際，避免台海成為新的戰略過載點。正因如此，台灣問題在峰會中既被中方強烈提醒，又被美方克制處理，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大國危機管理邏輯，而不是問題的直接解決邏輯。
從北京的立場看，這種“危機休眠”具有實用價值，一方面，它可以避免美國行政當局因短期政治利益而在台灣問題上快速突破政策邊界；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中國把兩岸統一進程置於更長周期、更可控的戰略節奏中，而不是被單一峰會的情緒起伏牽著走。對北京而言，“習特會”的重要性不在於美國是否當場作出可見讓步，而在於是否成功讓華盛頓再次理解，台海穩定與中美關係穩定不可切割，任何美國對台政策的重大升級，都將抬高中美整體關係的風險成本。
域外國家對台政策的“再確認”
周邊及域外其他國家對台政策的形成，主要根植於各自長期的安全地理、經貿結構、同盟關係與制度定位。“習特會”釋放出的風險管理訊號，可能影響周邊及域外國家的短期話語強弱，卻比較難改寫其既有政策軌跡。
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日本近年的官方表述持續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對日本安全與國際秩序的重要性，美日公開文件同樣將台海和平穩定視為地區安全與全球繁榮的關鍵要素，這一立場不是特朗普訪華之後才形成，而是近年美日對東海、南海、第一島鏈安全與日美同盟角色再調整的產物。“習特會”強調台海管控風險，東京可能在短期措辭上更加審慎，但其強化西南諸島防衛、與美國進行危機規劃、將台海視為周邊安全問題的趨勢，不會因一次中美首腦峰會而逆轉。“習特會”後美國對日本區域角色的直接支持鼓勵更可能透過戰術層面的強化來實現，比如華盛頓繼續加強與東京在台海風險及危機規劃方面的情報共享與戰略對話，持續支持同盟框架下的日本擴大防禦能力等。
亞洲的韓國、新加坡等則體現了另一類模式，韓國在與美國的聯合表述中，已開始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納入區域秩序語言，但其核心安全焦點仍是朝鮮半島，因此對台灣議題的介入較為克制。新加坡則長期主張維持穩定、避免衝突，既承認兩岸風險外溢性，也避免選擇一種過度軍事化或陣營化的政策表述。從這些國家的角度看，“習特會”降低中美短期摩擦利好周邊國家，但也不會改變“既不希望台海開戰，也不願在中美之間被迫選邊”的基本策略。
歐盟的對台政策邏輯可能更具制度性，歐盟在2025年中歐峰會以及相關聲明中，已形成相對穩定的三點框架，也就是維持歐盟既有“一中政策”，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對區域與全球安全繁榮的重要性，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脅迫方式單方面改變現狀。與此同時，歐盟與台灣地區在貿易、半導體等科技經濟聯繫方面的功能性互動仍在延續。這意味著，即便中美首腦峰會釋放緩和訊號，歐盟應不會因此逆轉其已經成形的“承認層克制、操作層擴展”政策路綫。
因此，從區域層面看，此次“習特會”的外溢效應并非要改變各方政策，而是重新“校準”各方預期，也會強化域外國家繼續支持台海和平、避免公開押注衝突，同時保留應對危機的安全準備。
“習特會”在涉台問題上并非促成了某種明示或默示的“交易”，而是使中美雙方重新界定了台海風險的政治分量，中方藉此重申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不可被邊緣化的核心紅綫，美方選擇保留其既有的戰略模糊與制度性對台安排。台海問題雖是中美競爭中最危險的議題，卻不會單純被一次首腦峰會“解決”。它更可能以慢變、漸變、局部升高與局部壓制并存的方式，持續嵌入中美大國博弈的長周期之中。從中國戰略角度看，在“十五五”開局與外部環境複雜化的背景下，爭取相對穩定的周邊與大國關係空間，具有十分現實的政策意義，“習特會”可被視為這一進程中的重要穩定節點，但絕不是決定台海未來走向的單一轉折點。
因此，後續值得關注的問題不應糾結在特朗普是否已在台灣問題上讓步，而是三個更具實質性的觀察指標：第一，美國對台軍售是否在時機與形式上出現新的調整；第二，中美兩軍危機溝通是否能够在台海相關議題上常態化運行；第三，日本、歐盟等行為體是否會在不公開提升政治叙事的同時，繼續推進更具操作性的涉台安全與經濟布局。這些可能是判斷“習特會”對台海局勢長尾影響程度幾何的持續觀察指標。
林中威：中美元首會談標志兩國關係正在邁入新階段
此次中美元首會談，展現出中美關係呼之欲出的“新常態”。但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仍是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種狀態，其仍有很強的動機打破這種“新常態”的穩定。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台灣地區影響中美關係的能力還在持續下降，但短期內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敏感性卻可能相對提升。
“近乎平等”的實力地位是中美關係新階段的主要表徵
此次中美元首會談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美方開始承認雙方達成了一種“近乎平等”的實力地位。一方面，“平等”明確體現在美方的表態中，如特朗普去年就曾用“G2”來形容中美關係，此次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又重複了這一提法之外，還在致辭時做了展開論述，明確“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強大的國家，美中合作可以為兩國、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另一方面，這種“平等”的微妙之處也體現在美方沒有公開表態的方面。比如在台灣問題上，習近平主席把台灣問題的重要性放到了很高的層次，也表達了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決心。而美方在正式場合仍然堅持對這一問題進行低調處理，這就表現了他們既不願意讓步又不得不妥協的複雜心態。特朗普最終仍在訪華結束後接受福克斯採訪時，說出了不希望看到台灣“獨立”等一系列表態，并承認在台灣問題上很深入地聽取了中方的意見，這就說明他最終經過反復權衡，還是決定“基於實力地位”與中方相向而行。
中美關係的新階段是當今全球不穩定的產物
美方能够接受中美之間的“平等”，最直接原因就是其當前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這也使這種“平等”仍要面臨形勢變化的檢驗。首先，這種“平等”體現了雙方在中美貿易戰中的均勢。中方雖然一直處於守勢，但卻發揮了自身的制度優勢，實現對美方的對等反擊，迫使其認識到貿易戰、關稅戰沒有贏家。此次特朗普來訪前中美兩國在韓國進行貿易談判取得一定進展，以及美方訪問團有大批企業家隨行，都說明美方急於減弱貿易戰對自身的負面影響，這也是當下撬動中美關係格局變動的最主要原因。但是也要看到，目前美方在對華貿易領域的一些政策構想都仍是對現有模式的小修小補，在思路上也還是滲透著“零和思維”，沒有去涉及中美經貿中間那些深層次的問題，導致兩國間的競爭甚至鬥爭仍可能因為局勢的變化重新激化。
其次，這種“平等”也是美以伊衝突或者說齋月戰爭等一系列區域動蕩的結果。其實美國在軍事上的困境不是在這次衝突以後才暴露，從去年其中國軍力報告遲遲不能出臺，就可以看到美國面臨的問題已經很難掩蓋。但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美方仍然違背基本戰略邏輯，貿然與伊朗開戰，雖然沒有受到決定性的損失，但是也落得灰頭土臉、騎虎難下。經過這一次戰爭，美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包袱非但沒有減輕，其武裝力量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還被進一步放大，在進行大規模軍事對抗方面明顯力不從心。因此美方至少在短期內需要穩住中國這一主要競爭對手，不能捲入到新的軍事衝突中去，特別是確保不在台海周邊這樣極為不利的環境下與中國開戰。但是我們也不難想象，美國總是要想方設法地去恢復其軍事優勢，去改變這種“平等”狀態。
最後，這種“平等”也受到美國國內環境變化的影響。美國國內面臨的種種治理問題本來就是特朗普上臺的重要原因，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多數問題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越來越突出。加上互聯網廣泛傳播中國發展成就，正有越來越多美國人開始認識到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變化，與中國合作可能甚至是解決他們自身面臨問題的唯一方法。面臨中期選舉的特朗普如此迫切地想通過這次訪問給自己“加分”，既是在迎合這種觀念，某種程度上也說明其本人同樣存有類似的心態。不難想象，隨著經濟周期和選舉形勢的變化，美方與中國達成某種合作的迫切性也會相對下降。
中美關係的新階段要面臨新的挑戰
可以認為，中美兩國領導人同意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第一步先明確把它作為未來3年乃至更長時間中美關係的戰略指引，是一個順應當前形勢、也較為務實的設想。但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短期內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敏感性可能進一步提升。因為目前中美在南海、東北亞等戰略方向上“擦槍走火”的可能性相對減弱，同時中美貿易戰、科技戰也進入較為緩和的階段，台灣問題的不確定性反而得到突顯。這同樣也是三個方面因素的結果。
一是賴清德當局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由於當前民進黨的基本特點和運作模式，其在兩岸關係上的挑釁是很難真正停止的。同時這種挑釁又集中在持續推動台灣社會所謂的“民族構建”和“安全化”，聚焦於削弱統一的可能，而非明火執仗地進行“法理台獨”，美國基於自身利益和政策習慣，很難進行有效遏制。這就使中美合作管控台海危機呈現出中國為主，美國有限配合的局面。這種付出的不平等、貢獻的不平等，讓雙方建立尊重和互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是美國根深蒂固的霸權思維、冷戰思維。從魯比奧等人的訪談看，儘管他竭力顯得“客觀”，但仍沒有改變“零和游戲”的思維，潛意識裡還是把“現狀”都視為美國的利益，這使他們在越來越無“牌”可打的條件下，要抓住一切機會確保能遏制中國大陸，從而愈發將台灣地區視為遏制中國大陸的核心資源。其實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前後，美國已經初步意識到自己在與中國的長期競爭中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但在當時美國國內一部分政客仍然堅信他們可以靠所謂的“制度優勢”“文化優勢”和人口結構優勢，通過發展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在長期競爭中扭轉局面。同時即便在西太平洋發生軍事衝突，美國不僅還認為自己有能力獲勝，而且也設想要通過制裁和封鎖來遏制中國，從而立於“不敗之地”。但這些年的實踐證明，美國在人工智能上的優勢并不明顯，俄烏衝突、美以伊衝突也表現了制裁與封鎖的局限性。這樣台灣反而成了他手裡相對有用的一張“牌”。因此，衹要美國政界不徹底改變霸權思維、冷戰思維，那總會有人寄希望於通過操弄台灣問題來增加自己的戰略籌碼。
三是人工智能時代為美國打“台灣牌”創造了新的條件。美國一些人將人工智能作為中美戰略競爭“殺手鐧”的目標雖然沒有實現，但美國對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視，仍然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并對台海局勢產生巨大的影響。即便在和平時期，賴清德當局在內部治理乏善可陳的前提下，仍然可以藉助人工智能產業飛速發展對台灣的溢出效應，獲得比較亮眼的經濟數據，這可以說給他的執政提供了“遮羞布”。美國利用人工智能產業與金融產業的聯動，塑造出的經濟繁榮，也讓台灣一部分人堅定了“脫中向北（美）”的決心。即便是在島內面臨的能源危機等社會議題上，也有很多人寄望於美國人工智能產業帶動小型模塊化反應堆的發展，來最終獲得“安全的核能”，為民進黨的“反核”意識形態解套。而在軍事領域，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實際上讓島內“台獨”勢力及其境外支持者獲得了一種大幅推高大陸對台動武成本的預期，讓他們在“以武拒統”希望愈發渺茫的背景下，感覺到抓住了最後的“救命稻草”。
總而言之，美國在這次中美元首會談中表現出的這種對中國“近乎平等”的姿態，是前一個階段中美戰略競爭的結果，也預示著雙方關係正邁入以管控競爭、有限合作、共同面對新變局為基調的新階段。而在這一過程中，台灣問題的不確定性存在進一步增強的風險，我想這也是習主席在會晤中專門強調台灣問題重要性的一個原因。但是我們要看到，美國的利益顯然和台灣社會的利益不同，面對中美力量對比變化的現實，美方雖然可能更重視台灣地區作為戰略資產的作用，卻也會更強化其作為“一次性資產”或者“兌子”的屬性，同時讓處於二綫的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來承擔給美國當“盾牌”的任務。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說，無條件迎合美國顯然是無益於台灣社會的。面對中美關係的新階段，台灣民衆也有必要作出更理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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