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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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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沐 |
吳偉明：台灣問題在中美博弈中的新定位與新趨勢
時隔近九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實現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戰略博弈成為新的地緣政治熱點。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習特會”折射出的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新定位，二是在中國推動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之下，未來台灣問題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中美雙方最新涉台表述的意涵與信號
中方在台灣問題上不再衹關注美方政治承諾的“面子”，而是更注重美方實質性減少插手台灣問題的“裡子”。此次“習特會”中，習近平主席著重強調了“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的公約數”，同時明確指出“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分量很重，立場明確。一方面，中方更加清楚地表明，台灣問題不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普通議題，而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決定中美關係能否穩住基本盤的關鍵變量，台灣問題關乎中國核心利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任何模糊退讓的空間。換言之，中方要求美方要在台灣問題上做出更加清晰和符合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發展大局的政治承諾。另一方面，中方進一步清晰表明，“台獨”及其背後支持縱容的外部勢力，是破壞台海穩定乃至亞太地區穩定的最危險因素，要求美方就共同消除這一危險因素拿出具體措施，除了明確反對“台獨”，更重要的是未來在對台軍售及美台關係處理上做出實質性自我克制等。
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做出策略性妥協。特朗普在華期間美方并未如外界預料就台灣問題做出“實質性妥協”的表述，直到返美後才用自己的語言方式表明“不支持台獨”的態度，給了台當局當頭一棒。值得關注的是，美對台“六項保證”中明確對台軍售不會與中國協商，但此次特朗普在元首峰會前就公開表示會與中方討論軍售議題，并在“習特會”後證實雙方就此進行深談，這已經打破了原有慣例。特朗普在訪華前表示“台灣問題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更為重要，因為台灣距離美國9500英里，而距離中方衹有67英里”，也是有意釋放緩和訊息，返美後的相關表述也延續并強化這一態度。事實表明，美國對台政策已做出策略性實質調整。
整體來看，中美雙方在涉台問題上重回“共管台獨”方向的趨勢進一步顯現。但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相向而行的行動，強調“行重於言”。作為中美關係的核心議題，中方當然會要求美方在對待台灣問題上不僅僅要有表態，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向而行的具體行動。可見，中美雙方圍繞台灣問題的博弈更加聚焦實際行動，并在“面子”和“裡子”問題上達成了某種協議或默契。
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新定位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的CSIS高級研究員亨利埃塔·萊文（Henrietta Levin）日前在《外交事務》發文指出，中美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已在一些更具實質性、更為持久的層面發生了變化，中美雙邊關係已經“攻守易勢”。在這一大背景下，應重新審視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地位或權重變化，我們不妨從中美兩個不同角度加以觀察。
中方在台灣問題上實現戰略性推進。此次“習特會”中，習近平主席明確將台灣問題確定為中美關係的紅綫和底綫。同時，此次中美元首峰會前夕，中方通過多個途徑和場合主動出擊，進一步鞏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這一戰略立場，并強調台灣問題的“不可交易性”。這本身就是一種實力政治背景下，主動作為排除外部因素干擾、推動國家統一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推進。未來隨著中美博弈進入實力對衝全新階段，中方在運籌台灣問題上將更加積極主動、得心應手。
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對美國來說更多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長期以來，美對台主要聚焦地緣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居次。特朗普上臺後，尤其是其第二任期，美國對台政策主要轉向經濟利益，包括高科技領域、軍售等。應該看到，對於經濟利益為重的特朗普而言，與台灣在美國AI產業和以台積電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的經濟價值相比，百億美元級別的對台軍售就成為“可犧牲”甚至是負資產，而對中國而言，對台軍售是台灣問題中的重要議題。越來越多人認為，面對中美博弈新態勢，特朗普會將台灣視為其尋求與中國建立龐大雙邊貿易和地緣戰略影響範圍的大國關係的“絆腳石”，進而很可能在戰術甚至戰略上“拋棄”台灣。隨著中美競合進入新階段，在中方持續強化台灣問題戰略地位之下，美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空間將持續被限縮，利用台灣問題對華極限施壓的動能將進一步降低。
我們不妨用一個比喻來形容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的中美關係及台灣問題。中國認為中美關係是一場馬拉松并為此做好長期準備，而美國更加希望將中美博弈打成一場“拳擊賽”，實際上我們可以將中美博弈看成一場“邊打邊跑”的特殊複合型比賽。但無論中美賽局形態為何，美國長期以來將“台灣拳”對華偷襲使絆，而中方始終將台灣問題作為底綫紅綫并不斷強化。隨著中美開啓“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階段，在中國憑藉自身實力實現“對等尊嚴”後，未來美方將不得不降低“台灣拳”的使用力度、頻度，或面臨“越打越被動”的局面。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一定時期內，台灣問題在中美全方位博弈中的地位或總體權重將進一步降低。
中美關係新形勢背景下台灣問題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伴隨中美關係的發展而演進，固然非一場中美元首峰會的“一日之功”可解，但“習特會”為至少是特朗普剩餘任期內的未來一個時期的中美關係奠定了新的基調，在此背景下，台灣問題面臨新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第一，在“確定性”方面。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主導權將持續得到強化。自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博弈，經歷了美方強勢出牌、中方被動應對，到美方持續強打、中方主動反制，再到中方戰略性推進、美方策略性讓步的三個階段。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以此次中美元首峰會為標志，中美博弈中處理台灣問題的主動權，正在加速向中方轉移，未來這一趨勢將進一步強化，但中美雙方在台灣問題上尚未呈現真正的“攻守易勢”。 “台獨”空間將被進一步壓縮。近年來，中國大陸從軍事、政治、經濟、法律等全方位構築反“台獨”體系，未來將進一步強化精準打擊“台獨”勢力的能力和手段。同時，在大陸“打擊台獨”與“促融促統”兩手策略下，台灣島內政局與民意演變將進一步壓縮“台獨”勢力的政治空間。
第二，在“不確定性”方面。首先，特朗普的言行不一甚至態度反轉仍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此次中美元首峰會成果豐碩，雙方同意共同推動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特朗普也證實中美達成多項共識及合作協議，但美方能否真正落實有關承諾、履行相關協議，仍有待時間檢驗。在涉台問題上亦是如此。因此，應慎防特朗普政府在對台軍售、美軍赴台協訓以及美台經貿合作等方面的“假讓步”。其次，特朗普面臨美國內部的政治壓力。有學者總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重塑美國“深層政府”，使得現階段美台關係出現去制度化、短視化、去信任積纍等新特徵，從而使美國長期“分而不獨、和而不統”的台海政策出現重塑窗口。但我們更應該看到，美國內部不願放棄對台支持，也不希望特朗普明確表態反對“台獨”的力量仍是主流。因此，特朗普與美國內部“反特朗普”力量的政治博弈，也是影響未來中美關係，以及台灣問題走向的重大不確定因素。
束沐：“習特會”對台灣及兩岸關係的影響
此次“習特會”的最大意義和成果，是雙方同意“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從美國對華政策角度看，實質上開啓了“交易加抗衡（Dealance）”的新階段，是對“接觸加遏制（Congagement）”的延續與發展。以下將從三個方面對“習特會”涉台影響進行分析：
台灣社會如何看“習特會”
對台灣而言，此次“習特會”時間點非常特殊。近一個月以來，鄭麗文成功訪問大陸有力提振“要和平、要交流”民意，對美軍購特別預算條例在爭議中通過，島內輿論普遍認為“習特會”是影響未來兩岸關係走向的重要節點。
第一，台灣在“習特會”前普遍彌漫著焦慮、懸疑和期待相叠加的心態。特朗普行前涉台言論令綠營格外焦慮，尤其是涉及“六項保證”是否存續的討論，反映出島內親美勢力對美國“棄台”的恐慌；同時，島內反“獨”力量也寄希望於特朗普約束和管控民進黨，使得賴當局在壓力下調整抗中路綫。
第二，“習特會”展現出的中美“對等均勢”對台灣社會是一次震撼教育。由於視頻網絡直播的成熟，此次“習特會”全程令台灣民衆得到沉浸式體驗，因而截至目前，會晤的規格和氣氛顯然比雙方論述文本更令島內社會“有感”。台灣民衆更加認識到一個“平起平坐”的中美關係，無疑有利於島內認清大陸、國際形勢和兩岸前途。
第三，“台灣已上菜單”逐漸成為島內上下一致認知，會倒逼思考兩岸終局安排。隨著會後各類信息的釋出，島內對此次會晤涉台討論的看法雖有分歧，但總的來說各方都認識到，台灣問題遲早要成為中美“交易”項目。尤其是魯比奧會後受訪時提及的和平統一“具體形式”的問題，事實上倒逼島內思考兩岸終局安排。
當前美台關係特徵與變化
台灣社會對此次“習特會”的看法，本質上反映出“特朗普2.0”時期美台關係的新特徵、新變化，這既涉及特朗普個人特質與執政路綫、國際形勢、中美關係與實力對比變化，也與台灣當局自身兩岸、對外政策有關。當前美台關係有四個值得注意的新特點：
第一，賴清德、特朗普先後上任以來，美台之間無論是統治集團層面，還是社會輿論層面，都前所未有地出現了從“互信”轉向“互疑”的跡象。
第二，特朗普“重利益、去價值、好交易”的風格，給美台關係帶來結構性影響，衝擊了民進黨和島內“親美派”話語基礎，也令“棄/賣台論”從假設情境變為現實問題。
第三，賴當局及其“小圈子”涉外經驗、能力不足，不僅會加深美國對其消極負面觀感，也會誘發民進黨內權力鬥爭，“美國因素”正罕見地成為對台執政當局的不利因素。
第四，民進黨當局和泛綠政治圈正在想方設法抵消、對衝特朗普的風險，包括與美“深層政府”密謀反向影響特朗普、寄希望於“後特朗普時代”鷹派政客，加強與民主黨、日歐國家勾連等。
台灣問題的典範校準與典範轉移
從國共領導人“習鄭會”到中美元首“習特會”，近期兩場影響兩岸關係前途走向的重要會晤，傳遞出有關台灣問題的“典範校準”與“典範轉移”，值得高度重視和進一步研究：
第一，重新確立“兩岸和平發展”主軸，厘清了“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之間的關係。2008年“胡六點”曾指出，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和平發展。此後涉及和平發展、和平統一、融合發展的邏輯關係多有論述和調整。“習鄭會”再次表明和平發展是全域性、融合發展是區域性的定位。“習特會”提出的“最大公約數”本質也是將主軸重新扭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第二，重新創造“台海戰略模糊”空間，理順了台灣問題“外因”與“內因”之間的關係。傳統認知中，外部勢力是介入、干擾台灣問題解決的負面因素，在政治層面的“反介入”主要是阻斷“台獨”與外部勾連，但從“習鄭會”到“習特會”創造了一種新路徑：充分利用島內積極因素反向引導外部因素支持台灣問題和平解決。
第三，將“正確認同”與“正確認知”置於首要地位，以傳統文化賦能台灣問題處理與解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物質決定意識”唯物辯證法的同時，結合“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兩岸同胞堅持中華民族正確認同、推動中美兩國達成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正確認知，進一步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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